疫情危机下各企业实地调查报告企业调查报告 _疫情

企业调查报告(疫情危机下各企业实地调查报告)老唐在1995年夏天，初中毕业考后的第二天，从湖南永州到东莞大朗。

1995年从永州到东莞，我们要先坐火车去衡阳。那时候火车慢，到广州要十几个小时。而且人多车少，绿皮车厢里挤满了人。有些人站在厕所里，有些人睡在行李架上。空空气中充满了汗味混合着狐臭，上了火车的人基本上都上不去。为了上火车，每个人每次都必须携带车票。

老唐说，他现在还有这个习惯。他明明在高铁上有座位，一查票就跑。

他之一次到广州火车站后，找不到去东莞的车，身上也没带多少钱。然后他两条腿走了100多公里，到了东莞大朗。

姐姐当时在大朗一家工厂上班，听说弟弟即将初中毕业，就写信劝他“读完书早点工作，减轻家里负担。”他一收到这封信，连毕业分数线都没等，就直接去找我姐了。那时候东莞满大街都是抓外地人的保安队，但是凡是没有厂牌的都要被关进樟木头的看守所，要么花300块钱赎人，要么被送去修几个月的铁路，给你一张火车票。

老唐回忆说，那时候大家都很穷。食堂的饭菜由三个大男人分享。那时候大朗有很多香港人喜欢烧鹅，但是只吃皮不吃肉。餐馆里经常会剩下很多鹅，一大盘鹅只需要两美元。他们贪心的时候，凑了两块钱去买别人不要的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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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老唐加入港资南洋公司，在大朗待了25年。

2020年5月初，我在报纸的视频里看到了大朗失业工人的情况。接受采访时，里面的工人一脸愁容，说因为疫情，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现在他们只能买一瓶矿泉水，中午吃一个馒头，晚上吃一个馒头，在街上等待工作。当时看到视频我很震惊。大朗毕竟离自己不远，所以想去现场调查一下，了解一下产业工人的失业率和生活状况。

然后客户就认识了老唐。

此时，老唐已经从大朗的产业工人升到了厂长，自己创业，成为了大朗一家毛纺织厂的老板。去年，他手下有80名工人。今年因为疫情，只剩50只了。

遇见老唐的时候，是那天中午，烈日当空。大朗工业园区有零散的摩托车，在街上拉客。路边贴满了一些羊关的门面，招牌又大又粗鲁。一些装修很差的沙县小吃和兰州的拉面混杂在门面之间。水泥路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汽车经过时尘土向两边扬起。

唐以前的办公室和工厂在这个工业区路边的同一栋楼里。电梯很陈旧，看起来很旧。

正式采访结束后，我开门见山，问大朗有多少产业工人受到疫情影响。老唐直言，现在有50%的工人受到影响，要么失业，要么手头没有工作。受影响更大的是外贸单。现在大朗60%的产品内销，40%出口。疫情刚刚开始影响国内销售。3月国外爆发疫情，影响出口。一些

这种情况从2月份就开始了，大朗的毛纺工人真的很辛苦，但是老唐还是过得不错，因为他主要做内贸。

我问我是否可以参观老唐的工厂。他很直率，带我们下楼去了车间。
劳德毛纺织车间

我们在工厂里走了一圈，发现大多数工人年龄都在40岁以上，皮肤黝黑。他们好像没怎么学习。我问老唐为什么没有年轻人。老唐说，这个行业一般工人一个月4-5000元，而且长时间辛苦工作，没什么技能，没有空向上爬的空间。年轻人不愿意工作。就连在这里工作的工人，都是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偏远地区的老工人。都是初中学历，都是高中毕业。现在连湘鄂情的老工人都不来这里工作了。

我说十年后，这批工人年纪大了，干不了活了。这个行业过时了吗？老唐愣了一下，说不着急时间太长会怎么样。

除了工人，唐的老厂还有一些工作是机器做的。老唐说，机器能替代工人的工作都已经在替代了，有的缝纫工作是替代不了的。这些都是老工人干的，即使这个活费眼睛，现在的工人最多也只能干十年。

老唐也谈到了大朗的行业变化。他最早在大朗从事羊毛行业，利润很高空。生意被香港人和大朗本地人垄断，做事情的人工成本和固定成本慢慢上升。本地人和香港人太辛苦，赚得太少，慢慢就不做了。香港人撤走了，当地人租厂房过着轻松的生活。这些外省的创业狗辛辛苦苦接手。做第二代毛纺厂的老板，但是现在因为人手越来越多，毛纺生意转向柬埔寨，越南，缅甸。那里的工人一个月只需要100多美元，大朗现在需要800美元左右。做低价商品没有竞争优势，所以行业萎缩了很多。以前大朗几万人的工厂叫大厂，现在几百人的工厂可以用红豆博客叫大厂。大工厂都去了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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