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庐哲学▲中国传统社会中文人精神自由的悲态美学——从宋词中的咏叹调看( 三 ) 摘要：宋词中的咏叹调集中体现了中国传

主体超越日常情绪，上升为对宇宙人生的追问。当情绪转化为追问，追问的对象，即客体就出现了。在悲情当中由于没有与宇宙规律偏离，而体现为物我、主客的原始混沌，当出现追问的时候，主客分离了，主体开始关注客体。这个客体就是抽象的宇宙规律，抽象的社会和自然，抽象的命运，而不是具体的对象，这是它与悲剧的区别。在宋词当中，不乏这样的追问：“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这是对不幸命运的通彻追问。（三）对宇宙规律的信仰
追问并不等同于质疑。在宋词当中虽然随处可见追问，但是追问的内容“宇宙规律”到底是什么？“我”是否能够把握？为什么悲发生在我的身上？并不是宇宙规律正确么？宇宙规律存在吗？所以这种追问背后是对宇宙规律的信仰。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李煜对于自然规律是无奈的，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 ”对于命运也是无奈的。他首先是相信有自然规律存在的，且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然而，为什么命运如此弄人，这些文人依然要信仰呢？这又回到了悲态的缘起上。客体是高于主体的，宇宙规律的强大是人无法与之抗衡的，也是人无法从中掌握的。对于这种强大的力量，主体只能选择承认，对于这种神秘不可掌握的力量，主体只能选择信仰。但这种信仰只是对规律的信仰，是理性的迂回，而不是非理性的宗教信仰。在理性的指导下，人可以去把握、归纳和顺应规律，人终将找到一个安身置命的平衡点。
这种询问与把握无疑是有反思性、超越性的，这是一次主体人性的拔高，这种拔高体现出了自由的向度，文人精神自由由此便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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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置与自由
寻找到安身立命的平衡点，就是如何安置的问题。这种“悲”不能漂浮着，而必须在一定的文化心理结构中降落。悲态中人与社会，与人生，与自身的对立表现为无形的理解与顺应，在理解与顺应中天人又回归统一了，这种统一是让人舒适的。文人这种安置的心理结构主要来自于老庄哲学与禅宗，理性的把握使得悲态具备了更深层次的哲学意蕴。这种安置，不是主体“被安置” ，而是主动地选择顺应，这也体现出传统文人的精神自由的维度。在必然律的支配中，主体必然地想要冲破束缚，实现自由，然而这种自由注定是有限的，也注定是将意志消融了的理解与自我安置，是在不通过撕裂和抗争下的人与必然的统一的自由。（一）老庄哲学与禅宗的人生安置态度
人与宇宙规律的偏离是痛苦的，所以必须寻找新的安置点来回归。这一次的回归，与原始主客不分已经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是询问后的回归，在辩证法意义上来讲，是更高层次的回归，这个从偏离到回归的过程，就完成了一次悲态的审美。
面对生命短暂与宇宙永恒的冲突士人没有决意于与它们作斗争以改变现状，也无法和它们展开斗争，只能理解、接受与顺从它们，安置自己这就是士人的悲态心理。这种安置的心理主要来自于老庄与禅宗，但是又于儒家精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前面强调过这个特殊的“文人”群体，是有社会身份的，他们大都入仕，故而有着入世精神。然而在现实中这样的社会诉求总会受挫，甚至收到迫害，固必然指向一定的社会弊端。比如李清照，战乱使他与丈夫阴阳两隔；陆游，政治体制将他排斥在外；李煜，朝代更替带来的人生落差。而这些社会存在是他们无力改变的，便转而追求老庄或者禅宗的自我安置，这也体现出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释道”形成的稳定的三角心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