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表述反映了古人看相的两种思路，一是由相而言凶吉，一是由相而审内心 。曾国藩既然学习过“观人之法”，应该对各种相术有所涉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形成一套自己的识人之术 。曾氏对僧巫地仙之类的旁门左道向来排斥，因此相主休咎凶吉的神秘论主张，很难得到他的信服 。他的所谓看相，遵循的套路是由相而审内心，一言以蔽之，无非是通过观察人的外表特点而分析其内心世界 。只不过他在这件事上做得非常认真，而且也比较好而已 。审《冰鉴》原文，比较符合这种看相的思路，造伪者可能正是看出了其间的关联，才将此书安在了曾国藩名下 。
有趣的是，从相术角度看，曾国藩本人目相极坏 。他是典型的三角眼，而对于这种眼形，很多相书都视为恶相 。《神相全篇?达摩五官总论》云：“三角深害 。眼生三角，凶狠之人，常能损物 。若是女子，妨夫 。”揽镜自照，不知曾国藩作何感想，他会相信这样的相术而自认凶险狠毒之人吗？好在的相术还有另外的圆融说法：“未观相貌，先看心田 。有相无心，相从心灭；有心无相，相从心起《神相全篇?相说》 。”——相是心的反映，离开人心便没有吉相凶相 。曾国藩一辈子克己修心，是否也包含了以心正相的动机呢？从这个动机出发，他自然也不会过于相信天生的所谓吉相凶相，而只在乎人的面相反映了怎样的内心世界 。
至于曾国藩看相看得比较准，除了他在这方面悟性好之外，完全是迫的结果 。
咸丰二年八月，曾国藩因母丧回籍守制 。不久，湖南巡抚基传咸丰皇帝上谕，命他协助湖南地方办团练 。他年底即到长沙，以罗泽南、王錱的湘勇为基础建立起一支 。咸丰四年三月初二日，兵至岳陽，开始了与太平军的正面交战 。从建军到开赴战场，就一年多的时间 。
那么，这是一支怎么样的呢？
曾国藩在北京年，几乎平步青云，一路由翰林院庶吉士做到侍讲学士，再到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岁就官至正二品 。但他从来没带过兵，完全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而王錱、罗泽南、潘鸿焘、杨昌濬等湘军高级将官，几乎是清一色的生员或者童生，士兵则是“邻里农人” 。创建之初，曾国藩挑兵选将事必躬亲，严格把关 。他曾托彭洋中招个新化勇，彭带了近人让他选，结果只留下人，其余都退了回去 。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他凭标准选人？应征的这些秀才、农民，几乎都无经验，而曾国藩对他们的品性也缺乏应有的了解，客观条件又不允许花费时间进行任用考察，因此，最重要的手段只能是目测 。选兵勇倒还好办，看看身板结不结实，牙口好不好，使不使得刀棍，也就不离十了；选将官则需仔细观察人的外表特征而分析其品性，以判断其可不可造，堪不堪用 。那时的曾国藩大约还没有奢望把大清中兴的命运寄托在这伙农民身上，但自己的身家性命和他们紧紧连在了一起则十分确定 。多一个人被看走眼，就多一份吃败仗的风险，也就多一层身败名裂的可能性，其时曾国藩相人用心之深，是可以想见的 。
随着带兵经验的丰富，他可能越来越相信自己的眼睛 。咸丰七年，正是与太平军的呈胶着状时，其父去世，于是丁忧回籍，在荷叶塘待了一年 。很可能在这段时间里，他系统地总结过自己的相人经验 。再度出山后，便频频召见营哨官，了解其家庭身世，观察其长相特点，事后一一记录，作为人才储备的依据 。
湘军自咸丰四年初兵败靖港开始，到咸丰十一年攻克南京，与太平军苦战八年，接仗无数，场场都是恶仗 。一场大战之后，湘乡城里几乎家家发丧，户户哭灵 。湘军中有姓名可考的湘乡籍兵勇死于锋镝者，就达二万二千八百三十人，职位很高的将帅也经常死于沙场，如：咸丰五年，塔齐布死；咸丰六年，罗泽南死；咸丰七年，王錱死；咸丰八年，李续宾、曾国华死 。因此，临阵选将是曾国藩指挥战争时一项重要工作，风口浪尖的数年中殆无用人的重大失误，他的一双三角眼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 。
湘中山区从来不是人杰地灵之所，这里的一伙农民跟着曾国藩鏖战数年，不仅歼灭了一度如日中天的太平天国，消除了清王朝的心腹大患，而且湘军系人物几乎担任了当时举国半数以上的督抚之职，这显然是个人才学的奇迹 。据如此业，曾国藩本人又不讳言相术且身体力行，就很容易使人认为他看相的水平非同一般 。穿凿之说随之而来，也在情理之中 。
《冰鉴》的本文，不过是古代相术一份简单杂烩，内容的广度和高度，均未超过《神相全篇》 。如果不是贴上了“曾国藩”这块狗皮膏药，其知名度较《相术》、《柳庄相法》相去甚远 。事件的始作俑者已无从考据，这个却可算出版史上一个异常成的经典案例，以至于百年之后还有这么多出书人卖书人受其余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