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对隋末起义中的少数民族的详细探查（下）

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特别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末起义，由于各族人民的积极参加和英勇斗争，就给它推动当时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增添了新的内容。
【【爱历史】对隋末起义中的少数民族的详细探查（下）】社会经济的发展
由于隋末各少数民族的参加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北统治者的种族奴役制，有力地清扫了各少数民族内迁，听带来的奴隶制残余因素，广大牧奴自己打碎了束缚他们的镣铐，从而使整个少火民族芳动者的地位获得了相应的改善与提高，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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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一般说来，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往往较少数民族地区要先进，不论在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上都是如此。因此，每当少数民族大量内迁的时侯，都会把一些后的因素带到中原地区来，特别是当少数民族统治者蓄意制造矛盾和企图实行种族奴役的时候，尤其是如此。
我国自东汉后期到魏晋北时期的情况就是这样。其中尤以拓跋族统治者统治北中国的时候比较突出。拓跋族内迁及统治北部中国之初，还是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和向奴隶制过渡的阶段。在池们征服其周围各族和向中原地区发动掠夺性战争的过程巾，拓跋贵族获得了大量的牲畜与战俘，并用“赏赐”方式在拓跋族上层进行财产与权力的分配。
于是木来是氏族贵族的一些人变成了奴隶主，反之被他们征服的少数民族，则往往以整个部落沦为拓跋族国家国有牧场的“牧子”即畜牧业奴隶，被俘虏的人口则成了私家奴隶或国家控制的隶户，甚至连被迫迁徙的勃勒人和汉人等，也变成了替他们从事生产的“新民”和服各种劳役的“杂户” ，从而形成了世代相袭的牧子制与营杂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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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中国的封建制度中杂入了奴隶制的因素，有的拓跋贵族甚至还想建立奴隶制国家。但是历史是不会逆转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过的:“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取的社会组织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没有这种适应，那么社会制度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而发生变化。 ”而实现这种变化的根本动力，是各族人民反抗北魏统治的斗争。
正是在各族人民不断斗争的过程中，不仅粉碎了拓跋贵族妄想在北中国建立奴隶制国家的迷梦，也使得世袭牧子制与营杂户制的奴隶制色彩逐步减弱，终于变成了接近于农奴的半自由的牧奴和封建依附农民，有的还进一步变成了个体牧民和个体农户。各族人民奋起参加的隋末起义的过程，是扫荡这种世袭牧子制与营杂户制的决定性阶段，是北魏以来各族人民反奴役斗争的一次总结。
在各少数民族参加隋末起义的过程中，有一支有关陇地区的胡部聚落组成的奴军，斗争格外英勇。这支奴军，被当时的统治者污蔑为“奴贼” ，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是从北魏到隋都在国有枚场世代服役的“牧子” ，从民族成份来说，包括匈奴、勃勒的后裔以及西域胡人、稽胡人和部分氏羌人，可以说是由北方各少数民族联合组成的一支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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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奴军“劫掠枚马” ，以致“陇右枚马尽为奴贼所凉” ，对隋的国有牧场进行了毁灭性的冲击，世袭枚子也大都参加了奴军，从而直接摧毁了北魏到隋的世袭枚子制。有的奴军，在斗争过程中“所在屯聚” ，各族人民结成新的战斗的集团;有的则迫于斗争的形势， “众皆离散”使他们原来的部落组织受到了改造，还有的被李渊、李世民父子压制和收编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并在李唐政权中获得了一定的勋阶。
总而言之，凡是参加了起义的世袭攻子，或则自己解放了自己，或则变成了地主阶级的府兵，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世袭枚子身份了。在这样的既成事实面前，连李唐的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这种世袭枚子在身份上的变化。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载大业十三年八月李渊在攻取霍邑以后的论功行赏中，曾对“徒隶”之参加战斗有功者制定了一条法律:“诸部曲及徒隶征战有功勋者，并从本邑勋授” ，凡“俘降之徒” ， “其丁壮胜兵者，即遣从军，配左右领军大都督;还取其同邑同党自相统，处之不为疑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