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浅析宋代笔记文集中对宦官的记载

【【爱历史】浅析宋代笔记文集中对宦官的记载】官修史书在成书的过程中，因先天占有大量的原始资料和旁征群书的能力，具有体量磅礴，涉及周详的特点。但由于正史体例的限制和编修者采摭标准的存在，正史或私修史书只能展现广大宦官群体的部分面貌。宋代大部分的文士在从文从政之时，会将自己所见所闻和感悟期冀以随笔的形式著录成书，因此宋代文士的笔记文集汗牛充栋且包罗万象，其他不被正史收录的宦官形象或行为事迹和文士个人对宦官阐发的言论也散落在这众多的史料笔记中。
因为宦官和儒臣在政治身份上的天然对立，使得宦官在大部分文集中的形象依然是负面且罪恶的，儒臣对宦官也充满着防备和攻击，两者虽有时会保持着良性互动，但与大部分的敌对时间相比，终究是寥寥可数。
北宋存在的大量“阉将”因其在历史上的特殊性，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其实，在北宋也存在着一批与“阉将”相对应的“艺文宦官” 。他们好儒学、懂诗书、善绘画、追求文人风趣， “以文人自居并竭力型塑自身文人形象，成为兼釆宫廷、文人趣味且雅好书画鉴赏的群体。 ”同时，因为大部分文人耻于将宦官书画收于本人的文集中，所以艺文宦官的事迹仅见于官修画谱、书谱和少量的私人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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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宋前中期的宦言书写
宋代自宋太祖开始就对宦官有着严密的防范，《宋史宦者传》序言说：“宋世待宦者甚严。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给事不过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许养子为后。又诏臣僚家毋私蓄阉人，民间有阉童孺为货鬻者论死。 ”至太宗朝，也一直遵守着“不欲宦官干政”的祖宗家法。因此，北宋笔记文集里有关宦官的记载多是宋世严防宦官的言论和行为。
可是，如果细细观察北宋文集中有关宦官的记载，会发现仁宗朝是一个转折点。自仁宗朝开始，防备宦官的“发声主体”由皇帝变为了士人。
其中， “各种复杂的原因"之一是为宦官监军。例如，就有宦官临阵脱逃后还反诬武将投降的事情发生。《东轩笔录》记载三川口之战，正当大将刘平急需兵马增援请救于监军内臣黄德和之时，黄德和见宋军有败退之势便“畏惧不敢前，而更拒以他语”气刘平和、石全孙被俘，黄德和回朝后还诬奏两将降贼，最后还是御史文彦博指明了黄德和按兵不救与刘平、石全孙不降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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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伴随宦官在士大夫心中的形象和地位一落千丈而来的，是士大夫对宦官言论上的弹劾和政治上的全面打压。司马光的《凍水记闻》记载，大臣认为三川口战败是因为“朝廷委宦者监军，主帅节制有不得专者，故平失利” ，请旨罢免宦官监军之职。仁宗同意了他的提议，第二天便有都知请求罢免监军的宦官。吕夷简此举既能够证明自己与宦官界限分明，不存在私人交往请托，又能将其他的宦官拖入这场政治旋涡中，使自己独善其身，连士大夫都称赞吕公的谋略。
士大夫除了对宦官进行政治权力上的打压之外，对其死后或可获得的哀荣也不遗余力的否决。嘉祐中，内臣麦允言去世，念其以前有军功在身，皇帝特赐其卤簿。对此，司马光反对道：“古不以名器假人。允言近习之人，非有大功大勋而赠以一品，给以卤簿，不可以为法。 ”他认为麦允言一内臣，平生无赫赫之功死后却得一品赠官，赐以卤簿，此举有违礼法，更不可为后世效法。
宋朝政府允许宦官荫补子孙，是作为保障和延续宦官自身既得利益的重要手段。为了打破宦官累世代际性传递权力，从而形成宦官权力集团的可能，台谏官同样也会谏止皇帝起用内臣之子尤其是权宦之子。范祖禹在其《论宦官劄子》中力陈起用内侍之子将会有殆害无穷的后果。他认为汉代四百年和唐代三百年的天下皆因宦官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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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祖禹极言李宪、王中正、宋用臣三人对朝廷造成的严重灾祸，即使万死也无以谢天下。同时对皇帝召用其子的行为担忧极瘁，认为一旦李宪、王中正之子得以入侍，王中正和宋用臣将会权势再起，希望皇帝能外逐宵小，内逐权宦，方使天下安宁。
但是，应注意到在士大夫与宦官的关系还没有陷至冰点的仁宗朝及之前的真宗朝，也有部分宦官和士大夫保持着较为良好的交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