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战国的外交风格有什么特点？不是简单的大国博弈，而是滴水不漏！

上一期谈到，向寿促成秦楚和谈，这让韩国相当恐慌。韩国总理公仲派人去跟向寿交涉，从私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劝说向寿要跟楚国保持距离，跟韩国拉近关系，这才容易赢得秦昭襄王的信任。向寿倒是听进去了，但武遂问题成了一个迈不过去的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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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甘茂向韩国示好，想把武遂还给韩国，向寿和公孙爽极力阻拦，而如果向寿也要向韩国示好的话，一来还是不愿意放弃武遂，二来就算改变立场，不再阻挠甘茂了，这份人情也只会算在甘茂头上，自己沾不到多大好处。向寿应该怎么办呢？
【【爱历史】战国的外交风格有什么特点？不是简单的大国博弈，而是滴水不漏！】公仲的使者早已经替向寿拟好了方案，大意是说，武遂您就别操心了，甘茂要还给我们韩国，就让他还回来好了，您应该在别处找机会。这不，现成的机会就有一个，您可以请楚国把当年从韩国手里侵占的颍川还给秦国。这样做的好处是，不管事情办没办成，对您，对秦国，都有好处。
如果办成了，既能彰显秦国的国威，又能卖韩国一个人情；如果办不成，韩国和楚国自然就会结仇，而一旦他们彼此结仇，一定争着向秦国示好，争取秦国这个大盟友。
更重要的是，不管事情成与不成，秦国的政治注意力就会集中在楚国和韩国身上，而向寿作为秦楚关系和秦韩关系的操盘手，在秦国重要性也就水涨船高了，甘茂和公孙爽自然就被边缘化了。当然，我提醒你，上面这些故事，都是来自《战国策》的，而不是《资治通鉴》里的。
韩国使者提出来的这套方案真可谓面面俱到，很有典范意义。首先确保了自家收益不会减损，让向寿不再阻挠武遂的回归。而为了让向寿在武遂问题上做出让步，自然要拿其他筹码来做交换，但这个筹码纯属借花献佛，并不真的需要自己割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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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设身处地考虑到向寿当前的处境，人家既是秦王的宠臣，又因为秦王宠臣的身份在楚国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至于奉秦王之命坐镇宜阳，把这座新占领的军事重镇各种事宜尽快理顺，这件工作重要性虽然很高，但难度并不太大。
人在这种顺风顺水的时候，潜在利益对他的诱惑远不如潜在风险对他的威胁让他上心。所以站在向寿的角度，一来跟楚国走得太近的话，就怕秦昭襄王疑心自己在外结党，也确实只有对楚国硬一点，对韩国软一点，才最容易显示自己一片公心。二来这套方案是个两全之计，让自己完全不必承担风险，何乐而不为呢。再者，这套方案既照顾到秦国利益，帮秦国赢取外交优势，也照顾到向寿的个人利益，帮向寿压制职场对手。
我们看战国时代的外交风格，全然不是简单的所谓大国博弈，而是大到大国，小到小人，方方面面滴水不漏。所以国君也很头疼，天知道身边这些国家重臣，自己的左膀右臂，到底心里在打什么小九九。
如果向寿去为韩国向楚国讨还颍川的话，看上去和甘茂提出归还武遂，跟韩国和解的思路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在向韩国示好，推进秦韩关系，谁又看得出这两个人各怀鬼胎，心根本就没往一处想呢？
秦国终于归还了武遂，这就让向寿和公孙爽有理由使劲说甘茂的坏话。《战国策》有记载说，归还武遂之后，秦昭襄王有点回过味儿来，怀疑甘茂为了跟公仲达成和解，不惜出卖秦国利益。公仲其实为了宜阳之役的旧账，对甘茂还没消气，正好趁机捅甘茂一刀，派杜赫到秦国搞外交。
这位杜赫也算战国时代的一大名嘴，他在前文有过出场，当时他是齐国总理邹忌的门客，在邹忌逼走田忌之后，杜赫替邹忌出使楚国，去斩断田忌回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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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游士没有了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士人“委质而策死”的武士道精神，所以没有固定的主君。杜赫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韩国，为公仲出使，在秦昭襄王面前表达低姿态，说公仲愿意通过甘茂侍奉秦王。
话本身没毛病，但秦昭襄王正对甘茂患了疑心病，也就不难从没毛病的话里听出毛病，认定了甘茂结交公仲事实成立，对甘茂极其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