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王安石变法思想的公共经济逻辑分析

前言
历代学者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从来都是反对者占上风，反对派认定其主张是“国家与民争利”的行为。受新古典经济学熏陶的当今学者更是认为，变法主张是对市场机制的破坏，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也是变法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然而，大多数的市场决定论者都是用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原理来分析王安石的财政改革行为的，这样的做法很显然存在理论错用的嫌疑。实际上，正像现代财政国家论对近代英国崛起的原因分析表明的那样，中外历史上所有的重大改革与文明转型实际上都是公共经济体制的变迁，而不是市场经济自发演进的结果。正像爱泼斯坦强调的那样，市场本身只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已。
用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政府的体制改革与财政政策调整实际上是张冠李戴，是正确的理论用错了地方。其次，以前的许多评价文章，往往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即在分析过程中不断变换经济利益主体的身份。比如，早期的细节讨论者往往赞扬其早期的关注民生而批评他后期用富国挤压富民。比如，市场决定论动辄用“民利”和国富相对立，但这些研究者从来没有界定这里的“民利”是哪些“民”的利益，是穷人的民利，还是富人的民利？是全体民的利益，还是部分民的利？甚至也无法证实这个“民利”是否是多数人的利益。
而在现实中，这些“民”很可能只是从市场经济中获利多的经营者以及只在乎眼前利益的短视者。实际上，任何现实政策与制度变迁影响的分析，都必须首先界定作为利益主体的具体人或群体，同时考虑长期短期利益的综合，考虑市场经济利益与公共经济利益的加总，只有这样的界定与厘清之后，再来讨论变法的影响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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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旦进行了这样的界定之后，原来的分析结论很可能就不成立了，不仅作为大多数民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与国富没有矛盾，而且作为短期利益获得者的市场经营者，也应该与国富没有矛盾，这正是以反对重商主义为目标的斯密的经典著作被命名为《国富论》的真正原因。作为市场经济学奠基人的斯密，不仅强调了国防的重要性，而且在下卷中一直在为国富出谋划策。因此，简单地把国富与民利对立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分析，更不是完整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实际上真正对立的双方是把公共经济资源据为己有的官僚与应该享受公共服务的全体居民，而他们的腐败只是让一小撮“民”获利，既不是国富，也不是大多数人的民利。因此，我们认为，在公共经济学的框架下进行分析，王安石变法的利益关系与积极意义才有可能得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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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历史】王安石变法思想的公共经济逻辑分析】首先，王安石变法的主要考虑是国防保障与弱势救济这些古代社会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及其带来的长期利益，他预判了公共经济无效将会带来国破家亡的可能性。他不仅意识到财政收入、军队质量是国防保障的基础，他甚至知道保护弱势群体也是为了为国防保障提供民心资源与兵力资源储备。不幸的是，北宋南宋的失败经历都从反面印证了王安石变法的正确方向与正确主张。
实际上，一旦涉及国防，微观的市场经济理论就会完全失效。对此，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明确提出，如果有国防需要，所有的市场机制都要让路。只有在地缘的政治允许的条件下，比如二战前的美国，放任自流与藏富于民，才可能是一个现实的公共经济原则；而一旦日本的军舰飞机轰炸了珍珠港，即使在高喊自由主义口号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故乡美国，国防原则也同样会成为绝对的原则， “与民争利”或者说牺牲一些私人产品就可能是不得不做的公共经济逻辑的必然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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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面临北方强敌的北宋来说，让利于民与藏富于民都只能是一条国破家亡的不归路，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正是试图改善豪强民富而国防衰弱与弱势群体离心离德的危险状况。他曾说：“天付陛下九州四海，固将使陛下抑豪强，伸贫弱，使贫富均受其利，非当有所畏忌不敢也。 ”“今富者兼并百姓，乃至过于王公，贫者或不免转死沟壑，陛下无乃于人主职事有所阙，何以报天下士民为陛下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