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拿破仑是拿着破轮子？清代考场上的大笑话，其实是时代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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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一位老师曾经在上课时讲到了《春秋》三传，他开玩笑地和我们说，你们的学长学姐曾经将《春秋》三传写成了“公羊传”“母羊传”和“小羊传” ，我希望你们不要闹这样的笑话。这样的笑话，在清末进行科举改制时也闹了不少。 1898年和1901年清朝曾经进行过两次科举改制，当熟读四书五经的士子们面对陌生的考题时，不免笑料百出，但是和今日考场闹笑话不同，士子们闹的笑话反映出身处“新”“旧”时代交替时的尴尬与阵痛。
一、1898年和1901年的科举改制
清朝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与殿试，乡试与会试都分三场考试。乾隆二十一年之前，乡、会两试第一场考四书题三篇，五经题四篇，之后科举考试改为乡、会试第一场考四书题三道、诗一道，第二场考五经题五道，第三场则考策题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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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政府的官方预想中，士子不仅要熟读四书五经，还要具备一定的经世能力，这也是为什么第三场要考策题。但是在科举的具体实践中，却产生了“重首场”的风气。所谓的“重首场”也就是在乡、会两试中只要第一场考的好，接下来的两场考试只要随便糊弄糊弄就行了。咸丰元年，王茂荫在《振兴人才以济实用折》中就提到：“近时考官专取头场首艺，二三篇但能通顺，二三场苟可敷衍，均得取中。 ”《清稗类钞》中也记载：“乡、会试虽有三场，实重首场，首场又重首篇，余亦具文而已。 ”
这种风气下的科举考试，就连五经都被读书人视为边缘书籍，就更别提其他纷繁浩杂的书卷了。虽然第三场考策题，但士子们对第三场考试极尽敷衍，有些士子就是将第三场考试的试题抄了一遍，然后再将试题中的一些语气词改掉就行了。
因此，深受当时科举考试影响的士子们阅读面极其狭窄，一般只阅读一些与考试相关的指导书籍，一般的经史书籍是绝对不会涉猎的。夏曾佑曾经这样描述清代士子们对历史知识的匮乏：“汉、魏、隋、唐，不知为何物，而但知有朱子；礼、乐、兵、刑，不知为何事，而但知有时文” ，以至于当时笑话说是“太史公是何科进士？《史记》是何科朱卷” 。
这种知识上的缺乏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日益严重与紧迫起来。当西方的物理、化学学科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国的读书人还埋头于无用的八股文，这种云泥之别让当时的有识之士十分担心，乃至于上书提议对科举考试进行改革，废除八股文，增加关于西学的考试内容。
这一提议在戊戌变法中得到了回应。在甲午中日战争战败之后，举国震惊，所谓的天朝上国竟被一个弹丸小国痛打，最后的遮羞布也被这场战争给震掉了。因此，许多读书人幡然醒悟，抛弃了无用的八股文，决定学习“实学” 。值得一提的是，在19世纪之前的清朝， “实学”一直被认为是考证、训诂以及史学等等，但到了19世纪，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 “实学”逐渐与“西学”划上了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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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对科举改革的呼声愈来愈强烈，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官方也对这些呼声做出了回应。清廷下令，废除八股文，改试时务策论，且开经济特科。但可惜的是，戊戌变法很快就被顽固派扼杀在了摇篮中。顽固派重新掌权之后，下令废除了一切变法措施，只保留了京师大学堂，所以那一年的科举改革并没有真正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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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革真正发挥实效是在1901年，此时的清廷开始施行“清末新政” 。这一年清廷延续了1898年的科举改革，下令：“着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考中国政治史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 。 1901年的科举改革，第一场考的是中国史事，第二场考的是西学内容，而第三场考的才是四书五经。这道命令还特意强调：“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 。
清廷雷厉风行的诏书虽然获得了好评，但却苦了士子。这道诏书是在1901年8月份下达的，但次年就要举办乡试了，不到一年的备考时间让士子们陷入了深深的担忧之中，对西学一窍不通却只能硬着头皮上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