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北宋政府对河北路在农业方面的优恤政策有哪些？

在上至皇帝，下至朝臣、地方官的心目中，河北路的稳定与否关系着整个国家局势的安危，因而从心理上对其就有所倾斜。包拯曾提到， “极边之地，民力重困，不可不优与宽恤” 。大中祥符六年（1013）七月诏免农器税，而这一政策的实行正是缘起于时知滨州的吕夷简“乞免河北诸州收税农器” ，宋真宗才考虑将其广于全国的。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京东西、河北罹患水灾，欧阳修明确指出朝廷的这一倾向：“臣又窃见京东、京西皆有大水，并当存恤，而独河北遣使安抚，两路遂不差人， ……两路运司只见河北遣使，便认朝廷之意有所轻重，以谓不遣使路分，非朝廷忧恤之急者” 。
实际上，朝廷并非不重视对京东、京西的优恤，而是由于河北地位特殊，对其别加重视所致。考虑到河北路地区屡遭战争破坏，并长期受战备政策的影响，宋朝实施了许多优恤政策和措施，以缓和当地社会矛盾，促进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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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宽免赋役，安抚州民，促进农业再生产
一是宽免赋役的政策性规定。两税法考虑到河北路秋税多输往沿边州郡的实际情况，延长了其纳税期限，在全国“秋税自九月一日起纳，十二月十五日毕”的制度之外， “常限外更加一月” ，对河北路的徭役征发也有详文规定，常给予数量、范围上的限制。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四月即诏“河北沿边县，自来不差春夫于近里州军功役。自今差夫，无得出本州军界”；六月，又“诏河北路春夫不得过五万人，岁以为式” 。
二是针对战争造成的直接破坏进行宽免。如雍熙五年（988）二月， “免瀛州部民租调三年，徭役五年，以其再遭犬戎蹂瞩也”；庆历八年（1048）闰正月， “曲赦河北诸州军人户，因用兵践蹂苗稼，伤代桑枣者，予放今年夏秋二税” 。
再看雍熙北伐战后端拱二年（989）的一条诏令：“应契丹兵军入界以来，惊移人户等，宜令所在官吏及巡检使臣，并即召唤归业，倍加安抚。除该雍熙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德音放税外，仍更免三年夏秋税物，并延纳物色；其曾经契丹剽掠，不是敌军驻泊蹂践之处人户，瀛州、霸州、平戎军、代州、苛岚军、洛州、莫州、雄州已上九州，亦与除放端拱元年终已前夏秋残欠外，除该雍熙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德音防税外，更特与除放一年夏秋税物，并沿纳物色；应河北州郡、契丹不到处，及北州府忻州、宁化军、破虏军、岚州、定远军、乾宁军、翼州、沧州已上八处，并与除放端拱元年终已前残欠税物” 。这条诏令按受战争破坏程度规定了不同地区的减税标准，显然可以看出，这种战争的“善后”处理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可以说是优恤战灾的一种常规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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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对实施边防政策给农民、农业带来的损失给予补偿。发展马监牧地占用农民大量土地，朝廷采纳臣僚陈尧叟的建议， “请官和市之，或易以沃壤，无妨其农种” 。对塘泊侵地，也“将官地给还人户，或估计价钱，给付等第”；乡兵占用农业劳动力，因而规定“乡兵义勇（强）壮等在城下应役者，已等弟放税，更予放夏税一年” 。配军需之物的人户，也规定“予城支移折变” 。这些安抚政策给农民以喘息之机，对于他们重新恢复生产以及从事再生产活动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三是针对边防对农业造成的破坏进行宽免。如宝元元年（1038）,河北屯田司导永济河水“以注缘边塘泊” ，保证防线奏效，即“免所经民田税” 。
（二）与民盐利，维持农业生产环境恶劣地区小农生计
“河朔土多盐卤，小民税地不生五谷，惟刮赚煎盐以纳二税” 。五谷不生虽有夸大成分，但河北东、南部沿海以及河流泛滥地区确实存在大片盐碱地，不宜农作物生长。为巩固边防，收拾民心，北宋王朝自太祖时便惟在河北路“听民间贾贩，唯收税钱，不许官榷” 。这一政策对于这些地区免遭破产之灾，保持人口数量，维持微弱的农业生产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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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两输户、归明人等特殊群体的照顾
位于界河以南的雄州归信、容城两县，宋辽两朝都对其行使统治权，向其征发一定的赋役，因名“两输地"或“两属地” ，相应的，其民户称“两输户”或“两属户” 。对于两输户和弃辽投宋的“归明人” 。宋朝一向施以优待政策，以诏诱人户，安定边民之心，这也多体现在农业管理上。对于两属地，自宋太宗端拱初年即蠲其租税。元丰元年（1078）十二月十六日，河北沿边安抚司发现北界燕京留守司没有遵照枢密院札子， “指挥容城、归信两县铃束拒马河南属户，毋得纳雄州贷粮” ，因而重新奏明， “倚阁”两输户未纳足的米数， “侯秋料催纳，以宽下民“ 。有时则减免其徭役。欧阳修还曾对这一政策提出异议，认为知保州涣的建议——“两地供输人户，比附一州军内人户，量与减免州县色役” ，是对辽朝统治两属地的过度纵容和间接默认，这种无节制的蠲免会使两输地“非中国之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