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琴挑文君的历史真相：司马相如攀上富家女，他是阔少爷还是穷小子( 三 )

打个比方，就像今天一个总资产100万的家庭，突然要拿出10万现金去购置一台汽车，这笔开销显然不是个小数目。如果只花这一笔，还能勉强应付。要多花上一笔，非得带累生活水平跟着下降不可。事实上，当时也不乏这样的前车覆辙：
张廷尉释之者，堵阳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为骑郎，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 ”欲自免归。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文帝朝的廷尉张释之，早年也是以赀为郎的，而且在骑郎的位置上一待就是10年。 10年骑郎，怎么着也得对付准备两匹坐骑吧？那可就是两万钱！当时张释之还没有跟哥哥分家呢。做骑郎的成本这么高，连累哥哥的家产都跟着缩水，张释之无奈之下只得动了辞官回乡的念头。中产阶级参加赀选的窘迫，在这里可以说是原形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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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钱的家庭资产不但应付赀选捉襟见肘，在物价波动乃至严重的通货膨胀面前更是不堪一击。根据《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的统计，汉时马匹交易的最高行市一般在十五到二十万钱之间，最极端的时候甚至出现过匹马值百万钱的天价。这意味着只要行情高涨，中产阶级就算砸锅卖铁，也买不起一匹马。
家庭抗风险的能力如此脆弱，一个不小心，因为天灾人祸而致家徒四壁恐怕也不鲜见。因此，就算司马相如的家庭经济状况在赀选前后有所变化，太史公也没必要在《史记》中为他费这一笔墨。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将参与赀选者统统当作富豪，那不过是现代人望文生义的想象。汉代名副其实的顶级富豪，真实身价普遍都在千万以上。《史记·货殖列传》载：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中略）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齐俗贱奴虏，而刀闲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闲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
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史记·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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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的岳父卓王孙也是这个“富豪俱乐部”的成员之一。在他无奈地承认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婚姻之后，分给女儿仆僮百人，铜钱百万。如果司马相如原先的家境真是刚够得着十万赀选的标准，那他因为结婚而发的这笔财，为数可不算少。
接下来的问题是， “以赀为郎”究竟是花钱买官，还是以赀入选呢？我个人认为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应该更大。赀选之后的司马相如做了武骑常侍，这是一个正式的官职。汉代官、爵分立，买官和鬻爵是两码事儿。而据《史记·平准书》的记载，文、景两朝只出台过卖爵令，至于官职则没有公开买卖的记录：
（孝文时）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
孝景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县官以除罪。
——《史记·平准书》
爵位和官职的区别是：爵位只代表身份地位和做官的资格，但并不意味着有爵位的人都能担任实际的行政职务。
文、景时代的卖爵令虽或在今人眼中也该受到批判，但它实际上对吏治的负面影响是有限和可控的。只有突破卖爵，进入到卖官的阶段，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才会急转直下。而这个转折点要迟至孝武帝刘彻执政以后才会出现：
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獘以巧法，财赂衰秏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
——《史记·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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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执政的那些年里，汉朝频繁发动对外战争，以致国库空虚，赤字高涨。为了填补战争造成的巨额亏空，孝武帝不得不下令卖官。因此我们看到，正史中关于入钱买官的明确记载都出现在孝武帝执政之后，比如下面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