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谈青史|到底是怎么回事，汉家制度：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治国之道汉元帝刘奭（音是）

汉元帝刘奭（音是），乃汉宣帝刘洵在民间时所生长子，八岁被立为太子，长大后柔仁好儒，对宣帝任用文法吏，持刑太深多有非议，曾劝谏宣帝应该用儒生治理天下，而遭到宣帝训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宣帝认为太子好儒，根本不懂治国之道，汉家制度的精髓是王道、霸道兼杂，若纯任德教，那可以断定，将来乱汉家天下者，太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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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就汉家制度训斥元帝的故事，记载于《汉书元帝纪》中，而前后两代帝王争执的分歧点在于，治下应该以刑名，还是以德？
往深处讲，其实就是在治国的大政方针上，君主该采用哪一种制度的争论。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熟悉汉代历史的朋友都应该知道，汉初时，统治者采用的是“黄老无为之术” ，到了武帝执政，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似乎并没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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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汉家制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且宣帝为什么反对太子重儒？
就此问题且听笔者慢慢道来。
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从何而来
在之前的文章中，笔者曾讲述过，在汉初战乱经年，百业凋敝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恢复经济，增殖人口，汉政府所采取的“休养生息”政策是恰逢其时。因此从开国到武帝初年，国家在大政方针上的指导思想，依循的是“黄老之学”那套“无为而治”的理论。
概括来讲汉朝早期的六十年，总体施政便是“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 。
但是汉政府在国政上“填以无为” ，却并不意味着就放弃了法家之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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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谈青史|到底是怎么回事，汉家制度：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治国之道】早在刘邦率先攻入关中时，萧何就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刘邦称帝开国后，又命萧何等“次律令、定章程” ，秦代的典章制度一定程度上被汉朝继承，所以才有“汉承秦制”的说法。
只不过，秦以苛政严法失天下，汉初的有识之士认为应在秦法的基础上，多行仁义，从民欲，这就让汉初的各项政策都带上了浓浓的黄老色彩。
而汉文帝“本好刑名之言” ，并在培养景帝时多“以治刑名侍太子” 。贾谊、晁错都有主张建法立制，维护中央权威，只是鉴于功臣集团与诸侯王势力庞大，文帝时采用的法家“霸道”还是有限。直到景帝时期诸侯王、功臣集团势力相继退出历史舞台，中央王朝权力空前大涨，黄老无为的指导思想不再适用当下局势，武帝继位后便开始寻求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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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逢董仲舒提出了全新的儒家治世观，在以德治国的基础上，赋予王道思想新内核，强调大一统观念，主张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这套完整的理论思想，无异非常适合中央集权的统治。于是在元光元年，武帝罢黜黄老之言，从官方层面尊崇儒家，并选儒士为官，而选官的标准正是以学习儒家经典优劣来评判的。
可以说从武帝起儒家的王道思想正式取代了黄老之学，成为汉朝的既定国策。但是呢，儒家治国的立足点更多强调的是王道的德治，单凭道德约束显然流于空洞。因而武帝在选用儒生之时，还注意继承文景以来重刑名的传统，任张汤、赵禹等增订律例，严刑峻法，上至王公贵族，下到豪强百姓，犯法者多处以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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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重法家的霸道，目的在于“以名责实，尊君卑臣，崇上抑下” 。在内武帝打击诸侯王、外戚、豪强维护皇权；对外北御匈奴，南收闽越。这都需要动员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刑罚治下，凝聚国力财赋是必然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