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谈青史|到底是怎么回事，汉家制度：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治国之道( 二 ) 汉元帝刘奭（音是）

只是单纯任法，难免走上秦帝国老路， “竭民财力，天下虚耗”的问题切实存在，甚至尤甚于秦始皇，可大汉朝廷却并未崩溃。其原因正是武帝“法贵不阿”的同时，又恩威并举，施行王道德治调和的结果
所以这套杂糅儒法两家的治国之术，可谓是武帝一手开创，被汉宣帝继承吸收，并视之为“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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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法之争
武帝后期，随着儒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察举制成为选仕的主要途径，这使得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士们在朝中影响力大涨，他们对武帝用刑罚、霸道为主，德治为辅助的治国策略非常不满，要求以《诗》、《书》等儒家经典，替代严刑峻法，效仿周时王道治国，以仁义道德使民心悦诚服，方能长治久安。
为此武帝驾崩后，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各郡国选出的六十余贤良文学，和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维护武帝政策的官员，展开了一场“盐铁之议” 。
这场会议，双方争论的焦点不仅仅是围绕“盐铁”官营的政策上，更涉及了经济、外交，治国理念上的大讨论，本质上讲还是刑、德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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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笔者不着重展开，只谈谈贤良文学们提倡的以德治国的制度是怎样的。
经济上德治派全面否定官营，指责盐铁官营、均输、酒榷等与民争利，主张放任，从民欲的经济政策。
盐铁专营及均输等政策，在执行层面却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官营产品质量差，强买强卖等诸多弊病与生俱来，难以根治。但不能否认，汉政府掌握盐铁专营要津，为打击匈奴提供财力支持，并极大的抑制了地方豪强势力膨胀，减缓了豪族兼并小民的局面。所贤良文学所主张的放任经济政策，并不符合国家利益， “驰山海之禁”的后果，得利的绝不是平民百姓，而是豪门大族。从这方面讲，贤良文学所代表的正是，以儒术起家的新兴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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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国家大政制度上，贤良文学提倡“上不苛扰，下不烦劳，各修其业，各安其性” ，这套理论太过空洞，单靠执行者的道德自律与个人自觉，没有律法从制度上的保证，如何做到各安其业？
至于在对匈奴问题上，贤良文学主张厚币和亲，依靠德政的感化保持和平。没有强大国力的支持，以德服人在外看来就是软弱可欺，汉初已经有过教训，贤良文学们的看法太过想当然。
这次儒法之争，虽然背后有霍光与桑弘羊等人权力争斗的影子，但最终结果汉廷在“与民休息”的基础上仍坚持施行“霸王道杂之”的国策。尤其在汉宣帝继位后，更是靠着霸道、王道并行，整饬吏治，降服匈奴，将国家推向了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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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任德教的危害
汉宣帝不纯任德教，是基于“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这是当时儒士的通病，他们总以先周王道之治为治国范本，经常谈一些空洞的名目，并不务实，因此不被宣帝所重。治理国家贵在务实，一味要恢复古制，带来的结果必然是毁灭性的。宣帝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会斥责汉元帝不能纯任德教，德政更多体现在道德教化上，与刑罚相辅相成，这才能实现“治”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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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帝即位后，好德政，轻刑罚，对官僚阶层约束不严，之后几任君主皆是如此，驰刑罚的后果就是贵族的特权扩大，外戚势力开始疯狂滋长，仁义道德显然没能遏制特权阶层的贪欲，皇权在官僚地主面前不断矮化，像外戚王氏家族，飞扬跋扈，法不能制，最后更是为王莽代汉创造了足够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