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未能把握的机会：从中法科学交流看康熙皇帝的功与过( 六 ) 17、18世纪欧洲科学革命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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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不畅跟皇权也有关系，康熙让儿子来主导科学活动，所以很多活动都是由皇子和他手下的内务府的官员来掌控，科学成为权力的重要部分。此外，传教士之间的内部争论，也阻碍了科学的传播，例如有些传教士并不想介绍较为先进的东西，比方说哥白尼的日心体系，当另一些传教士想介绍之时，就遭到了反对。
另外，康熙皇帝对西学内容任意褒贬，他学了借根方算法，就觉得这个很有用，后来傅圣泽想介绍他更为抽象的符号代数，康熙皇帝就不理解，并因此下了谕旨点评：“还有言者甲乘甲，乙乘乙，总无数目，即乘出来亦不知多少，看起来想是此人算法平平尔。 ”因为康熙说了些贬低的话，所以有些传教士翻译的书籍后来就没能出版。
可以说，康熙时代有科学发展的良机：大量传教士在中国活动，此外，欧洲科学家如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通过传教士，想与中国甚至与皇帝本人建立联系;法国科学院也希望通过传教士与中国有一些科学层面的交流，但实际上这个好机遇被错失了。当时传进来的东西被很好利用的基本上是一些关于日月食计算的知识，因为这对皇帝来说非常重要——如果发生日食、月食，皇帝要反省，所以预测要准确。因此，很多介绍进来的基本上都是实用知识，而开普勒、卡西尼等人很多领先的科学成果虽已介绍进来，却没有发表。一大批科学新知没有在那个时候迅速传播开来，令人深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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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机错失还有一个很大原因是，康熙之后的雍正不喜欢西方传教士， 1723年即位后开始严禁天主教;加之对西方科学非常了解、受过安多教育的皇三子与雍正关系不好，不再受重用，其负责的蒙养斋算学馆的科学活动最后也不了了之。那么究竟如何评价康熙皇帝在科学活动中的作用呢?我个人认为，他本人有一定科学素养，确实把一些西方的东西引进来，而且对日后18、19世纪中国的科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他对当时科学发展的作用非常有限，因为在很多场合，康熙只是把科学作为一种统治的手段，抬高自身以及满族的学术地位，借以压制、管控学术传统明显深厚的汉人。因此，康熙所求并非系统的科学新知，致使一些先进的科学内容引进之后要等上二三十年才能出版，例如《几何原本》在1690年左右已经翻译好，一直到了1722年才出版——如果早一点出版，早一点让大家了解，情况可能会完全不一样。从传教士留下的记载里可以看出，康熙并不想把在宫廷里传播的科学内容让臣下及时知道。传教士曾经在一封信里讲到：康熙某年某月把他叫到宫里，翻译代数学的东西，皇帝叮嘱他，这些东西翻译好以后，不要给别人讲。可以看出康熙实际上是想“留一手” ，他并没有想把传播进来的科学新知马上传播给大众，他的目的是将科学霸占为一己之私，可以在大臣、汉人面前炫耀，以提高自身权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康熙时代所流行的“西学中源”观点，认为西学的很多新东西其实都是从中国传出去的，这种盲目自大的看法事实上也阻碍了科学的传播。这就涉及当时白晋进行的《易经》研究——让康熙产生这种想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白晋认为《易经》里有内容与二进制、与莱布尼兹的研究相似，康熙受白晋等传教士影响，进一步推论出“西学中源”说。这种观念无疑使得学习西方科学新知缺少了应有的虚心和钻研，势必阻碍科学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因此总的来说，在中国的科学近代化过程中，康熙在客观上可能是促进了科学的部分发展，但更多时候是阻碍了科学新知的及时传播，使得中国科学真正开始近代化要迟至鸦片战争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