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真的解决不了么( 四 ) 当然能解决

3结论监测数据分析表明，长春市2015年PM2.5日平均浓度，11月份最高，8月份最低，季节变化特征是秋冬季污染严重，其次是春季，夏季污染较轻，年平均浓度达86.76毫克每立方厘米，超出国家标准限值41％。2015年全年PM2.5浓度分析可以看11月、12月、1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污染现象。特别是11月8日至11月10日，PM2.5浓度持续几天达到较高水平，最高达到525毫克每立方厘米，与出现雾霾天气的日子非常吻合。颗粒物是导致雾霾天气的主要污染物。在污染物扩散受到抑制的环境下空气中的颗粒物浓度上升，空气中的水分、离子、有机物等化合物以颗粒物为凝结核发生集聚，形成雾霾，使空气中的能见度降低。
通过建立逐步回归分析方程分析PM2.5，PM10浓度与气象因素的相关性表明，对长春市PM2.5，PM10有显著影响的气象因素主要有当日平均风速和最高最低气温温差，同时前日的PM2.5，PM10浓度对当日的浓度影响起关键作用。PM2.5，PM10的浓度与前日的PM2.5，PM10浓度和温差是正相关，与平均风速是负相关。秋季和冬季的回归方程中可以看出平均风速和PM2.5，PM10的浓度具有负相关性。但是春季平均风速对PM2.5，PM10浓度没有显著影响，主要是由于长春春季干燥多风，引起地面扬尘。不同季节气象因素对PM2.5，PM10浓度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其中秋季气象因素对PM2.5，PM10浓度影响最显著，而夏季两者相关性较差。
城市中心明显高于周边，而且在伊通河东部自由大路附近有高浓度污染区形成；城市东部污染程度高于西部，这与长春市东部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存在有一定关联；城市北部污染程度高于南部，这与长春市西南风的主导风向有关。
插图好累，就酱(/≥▽≤/)

■不好意思，我冷笑一声，准备来泼冷水了。我打开的“雾霾”话题，并选择精华答案。赞数在1000赞以上的答案共有15个，其中14个的答题时间在每年的10月到次年3月这半年，而只有1个答案的答题时间在4月到9月这半年，再一看答题者还是体制内环保从业人员。真是，先别嘲笑政府运动式治污，我们的精英们对雾霾也不过是运动式关注而已嘛。每年秋冬季节雾霾爆发的时候集体关注一下下，到春夏季节雾霾消退的时候便扔到一旁，仿佛雾霾从未发生一般……诸君，如果连我们这些空气污染的受害者都只会运动式关注，我们凭什么认为我们对雾霾的危害有着足够的清醒的认识，并能持续发声，推动环境治理和改善？我们真的对环境污染问题足够重视么？回到题主的问题，雾霾真的解决不了么？真的想解决，至少我们这些普通人，这些雾霾的受害者，要对自己负责，要持续发声，别雾霾来了吼两嗓子，雾霾走了又各过各的太平日子。权利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要自己争取，自己斗争来的。——————————2017年1月分割线果不其然这问题还真是在冬天才火得起来……
■雾霾的问题当然是可以解决的。经过严格科学的测算。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本相当于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此过程中，能够带动经济的发展，提高中国的GDP大约0.5%-1%。上面有回答说，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个回答过于绝对了。因为任何事情只在乎成本，是不是值得做。现在淮河以北的人均寿命比淮河以南的人均寿命低5.5年。中国的北方面临着地下水超采荒漠化加上空气重度污染的双重威胁。随着环境威胁的加剧，现在的调查结果表明，0-6岁儿童在北方重污染地区（北京、唐山、石家庄）的每年冬天都100%会发生呼吸道系统疾病，有什么样的家长愿意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未来环境威胁将迫使北方人口南迁，这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如果持续30-50年，中国的首都将必须从北京迁移走。这会给国家带来数十万亿的经济损失。在治理污染上，今年（2016-2017）冬天，石家庄市从11月份就实行了公交车免费的政策，到了12月份，基本上所有冒烟的企业全部停工停产。但是仍然解决不了雾霾。正如其他答案，这是因为煤炭是中国雾霾的主要来源。在其他地方我还看到说伦敦的雾霾也不是通过环境治理治理好的，而是发现了世界第三大的北海油田，通过使用天然气等相对情节的能源实现了环境的良好转变。那么既然这是一种途径，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分析。以下为完整的分析报告。以下数据来自于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相关课题研究。--------------------------------------------------------------------------------------------------------------------------空气污染已成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转型和增长所造成的最致命后果之一。几乎在每一个主要的城市地区，污染物浓度都超出世界卫生组织提倡的标准。空气污染造成的巨大代价体现在影响健康和劳动生产力的损失上。2000年至2010年期间，中国每年为空气污染付出的代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每年5000亿美元以上）而且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和生产力的提高，这个比例还在上升。
如果要改善城市空气质量，使污染物浓度不超过危害人体健康的水平，中国必须积极落实清洁空气政策。然而，这些政策需要付出成本。
本报告旨在粗略估算中国广泛采取空气污染防治措施的潜在成本，当中评估了以下三条可以充分降低城市地区主要污染物浓度的政策措施：
1.用天然气取代住宅和商业用煤
2.使用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替代燃煤发电
3.报废老旧、高污染的车辆。
先上研究结论解决方案用天然气或丙烷取代住宅和商业用煤
为使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住宅和商业用户必须终止在城市地区燃烧煤炭、生物质和塑料垃圾。过去几十年，大部分国家的经验表明，必须用天然气、丙烷、或其他燃料产生的电热替代煤炭供暖和烹饪，方可有效地减少住宅和商业用户使用锅炉和炉灶造成的污染排放。2011年，中国家庭和商业用户共消费了1.14亿吨煤炭，占全国煤炭消费总量的3.2%。家庭使用的燃煤炉灶，与住宅和商业楼宇采暖用的锅炉一样，很难安装污染控制设备；在大多数情况下，用天然气或丙烷代替煤炭是减少相关污染排放的最有效方法。但是，要实现对煤炭的置换，中国需要额外采购88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这个数量相当于2012年全国天然气消费总量（1,470亿立方米）的60%。
用清洁燃料替换煤炭发电中国半数的煤炭消费总量用于发电，煤电占有非常大的电力份额，最近几年达到79%。为了达到健康的空气质量水平，中国将不得不使用如天然气、核能、风能或、太阳能等轻污染能源来发电，以取代大量的燃煤电厂，特别是那些位于或靠近主要人口聚集地的燃煤电厂。在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煤电所占的电力份额较小——2013年美国的这一比例为40%。中国要达到美国的比例，以2012年的数据为基准，必须将其燃煤发电量减少39%，即1.918万亿千瓦时。然而，这并非完全不现实：如果首先淘汰表现最差的燃煤电厂，该政策将使中国的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总排放量减少25%以上。我们已经指出，要减少煤炭发电使用量，中国必须以天然气、可再生能源或核能替代之。中国计划将水力发电能力从249吉瓦增加到325吉瓦。这将使水力发电量增加0.264万亿千瓦时，相当于2012年燃煤电厂发电量的5.3%。目前中国风力发电0.996万亿千瓦时，相当于2012年全国发电量的20%。要达到这个目标，在2012年已有装机容量62吉瓦的基础上，中国还需要再增加540吉瓦的装机容量——前提是增加的风电装机容量与现有的风电场发电水平相当。核电站可以弥补0.658万亿千瓦时的缺口，占2012年中国发电量的15.2%。为此，我们估计中国核电装机容量需要再增加84吉瓦，较之到2020年增加58吉瓦的既定目标超出了45%。该目标未计及经济持续增长对发电量产生的额外需求。
报废老旧车辆机动车已成为中国空气污染快速增长的来源，尤其是氮氧化物的排放。中国通过引进和执行更严格的欧盟空气污染标准来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国出售的机动车大部分是由外国汽车公司与中国公司合资生产，这意味着国内制造商能获得外国生产商采用的污染控制技术。因此，在汽车行业要安装符合欧盟现行排放标准的污染控制设备，不存在技术壁垒问题。事实上，中国已经掌握最严格的污染控制技术并已经在优先实施减排政策的北京等城市出售的汽车上安装应用。
报废仍在使用的高污染车辆，是中国减少现有机动车空气污染排放的最有效方法。为了显著减少机动车排放，中国需要报废14,514,000辆没有污染控制设备或仅安装简陋的污染控制设备的车辆。若以2009年中国的汽车污染排放计算，报废这些车辆，一氧化碳排放将减少70%，挥发性碳氢化合物排放将减少70%，氮氧化物排放将减少61%，颗粒物排放将减少76%。
改善空气质量的成本概算本报告提出的措施均已获中国中央、市级政府的部分执行，这将使城市空气质量显著改善。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浓度将至少下降四分之一甚至更多，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和生产力损失将得到实质上的减少。
上述措施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我们估计，以天然气代替煤用于住宅和商业采暖，每年的经常性成本为320-520亿美元；用可再生能源或核能取代半数燃煤发电量的成本为1,840亿美元——每年的经常性成本合计为2,150-2,350亿美元。除去由此节省的煤炭成本（750亿美元），年度净成本总共为1,400-1,600亿美元。据我们估计，中国每年为空气污染付出的代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2012年大约为5,350亿美元，而上述投资不及空气污染代价的三分之一。
在上述三条政策措施中，短期内应优先实施的是用天然气取代住宅和商业用煤。燃烧煤炭、木材或垃圾的锅炉和炉灶是重要的污染排放源，在中国（特别是北方）甚至危及人体健康和预期寿命，这一点已得到证明。在城市地区停止使用这些燃料，将使城市空气质量显著改善，特别是在冬季，可以大大减少空气质量严重超标的天数。
停止住宅和商用用煤的政策，每年成本介于320-520亿美元，而使用水电、风电和核电替代燃煤发电的成本估计为1,840亿美元，前者成本明显低于后者成本。使用其他能源替代燃煤发电，是我们评估的三条政策措施中成本最高的，但这种措施却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的总体排放。然而，它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可能没有预期的减排效果那么大，因为中国大部分的发电厂不在城市地区。尽管燃煤电厂排放的污染物通过风力传播，成为决定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但各城市范围内的空气污染源有着更直接的影响。要具体量化区域性污染源与本地污染源对城市空气质量的相对影响，需要详细的建模工作，但总的来说，在城市地区停止住宅和商业用煤可能是近期更优先采取的措施。

中国正着力报废“黄标车”，即老旧、高污染的轿车和卡车。2012年仍在使用的黄标车中，超过三分之一将在2015年底报废，2017年底将全部报废。然而，尽快淘汰污染最严重的轿车和卡车还是大有裨益的。中国可能希望实施有限的旧车回购计划（类似广东省东莞），以加快这些车辆的报废。这样的计划耗时较短，因为现有法规要求，到2017年所有的黄标车必须淘汰。报废黄标车的一次性成本介于210亿美元至420亿美元（表S.2）。

以上是结论。如果有耐心，可以继续看下去，以下是现在污染的严重现在和成因：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不仅提高了国民收入，也导致大面积的空气、水和土壤污染。环境污染的代价愈发沉重，在过去十年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0%。这一比例比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发达国家高出数倍，也远高于美国的水平。其中，空气污染的代价占了大部分，2000年至2010年间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5%；水污染成本和土壤退化成本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和1.1%。尽管有报道称污染程度有所下降，但随着中国国民收入的提高，污染的代价也将上升。城市化也正在加剧污染的代价，因为更多人受到劣质空气的危害。
空气污染的代价高昂，是由于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表2.1显示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主要污染物的空气质量标准。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直径小于等于10微米的颗粒物(PM10)日常浓度年平均限值不超过20μg/m3；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PM2.5)，对人体健康更有害，日常浓度年平均限值不超过10μg/m3（表2.1）；二氧化硫的24小时平均浓度不超过20μg/m3；氮氧化物的日常浓度年平均限值不超过40μg/m3。如表2.2所示，中国所有主要城市均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只有少数几座城市的氮氧化物浓度达标；大部分城市的PM10日平均限值超标5倍以上。如果不能将空气污染物浓度降低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之下，在健康方面将付出重大代价。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每立方米总悬浮颗粒物（各种尺寸，包括PM10和PM2.5）的年平均含量每增加100微克，预期寿命减少3.0岁。
该研究还发现，在总悬浮颗粒物含量极高的北方地区（空气质量往往是最差的），预期寿命比南方地区平均减少5.5岁，而南方地区本身污染就比较严重。除了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空气污染还引发了其他代价，包括农业用地退化，危害森林、植物、牲畜和野生动物，侵蚀楼房和其他建筑的外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