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真的解决不了么( 五 ) 当然能解决

上述结论以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为基础。一些研究表明，中国的空气污染数据存疑。在部分城市，官员为了满足监管目标而捏造污染数据。有关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的排放数据可能被低估。O’HARA等人发现，2003年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或比官方统计数据高出70%。如果污染物排放量和浓度存在少报现象，我们建议减少的煤炭使用量会导致减排更多、空气质量改善更大。中国大部分的二氧化硫排放来自发电厂，加上水泥厂和冶金厂的排放量，几乎占二氧化硫总排放量的四分之三。在中国，煤炭是排放这些污染物的主要燃料，大部分的二氧化硫和总悬浮颗粒物都是燃煤导致的。1990年至2010年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翻了两番。尽管如此，燃煤电厂的总悬浮颗粒物排放同期却减少近40%，原因是中央政府强制要求燃煤电厂安装袋式除尘器和洗涤器以减少污染物排放量。然而，发电厂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却增加了31%，总悬浮颗粒物的浓度仍然居高不下。工业和建筑业产生的粉尘也急剧下降，1991年至2012年间的降幅达三分之二，原因是市级政府采取措施减少施工造成的粉尘，强制要求自卸卡车安装顶盖并保持建筑工地和街道的整洁。在中国的城市地区，家庭和小企业的总悬浮颗粒物排放比例失调，特别是与其消耗的能源份额相比。主要问题是住宅和商业用户使用煤炭、工业和生活垃圾、木材和生物质作为采暖燃料，排放了大量的污染物。历史上，中国政府为家庭用户提供低于成本价（有时甚至免费）的煤炭，用于取暖和烹饪。2011年，家庭和商业用户共烧掉1.14亿吨煤，占全国当年煤炭消费总量的3.2%（1.14亿吨煤相当于美国2011年煤炭消费总量的12.6%）。而燃烧这部分煤炭的锅炉和炉灶缺乏有效的污染控制设备。另外，小企业和家庭对塑料、废弃化学品和油料等的处置方式，经常是在户外和家用炉灶中一烧了之。这些废弃物大都没有充分燃烧，释放出大量有毒物质，如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另一方面，城乡地区的农业活动也造成了过高浓度的总悬浮颗粒物：农作物收获之后，农民经常就地焚烧杂草和秸秆，排放出大量的总悬浮颗粒物。

中国的汽车数量从2004年的1,740万辆上升至2011年的7,480万辆。自2011年以来，每年新增2,000万辆汽车。其中，卡车数量的增长稍慢，从2004年到2011年（1,790万辆）翻了一番。随着汽车和卡车数量的增加，机动车日渐成为中国城市的空气污染源，尤其是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以及柴油发动机排放的总悬浮颗粒物。中国采用欧盟的汽车和卡车排放标准。经过一段时间，欧盟会强化排放标准；每发布一套更加严格的排放标准，都指定一个编号。当前的排放标准是第五套，称为欧5/V标准，今年将要推出欧6/VI标准。中国也与时俱进，逐步强化本国排放标准。中国的第一套排放标准是国I标准，对应欧1/I标准；现行标准为国IV标准。这些标准对汽车的一氧化碳、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氮氧化物和总悬浮颗粒物等排放设定限制。因为所有出售的新车必须安装污染控制设备，而且是在汽车装配厂安装，新车的污染排放必然符合上述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检查机制可能无法确保汽车持续符合相关的排放标准。但是，如图2.5所示，大部分污染排放来自没有安装污染控制设备的老旧机动车。

许多国家已经成功地大大减少空气污染。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中国在减少总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方面已经取得一些进展，正如前一章图2.1和2.2所示，主要城市的空气质量有所改善。即便如此，中国的空气颗粒物污染仍高于美国在1970年通过《清洁空气法》之前的水平。尽管所有发达国家都成功地减少了空气污染，却从未有哪一个国家面临像中国这样艰巨的治理任务。
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已经取得成效的减少空气污染的措施包括：
1)用天然气或丙烷取代住宅和商业用煤
2)在主要污染源安装和运行污染控制设备
3)关闭燃煤电厂，以使用如天然气、核能或可再生能源等清洁燃料的电厂代替之
4)强制新机动车安装和运行污染控制设备，同时淘汰缺少这种设备的老旧车辆
【雾霾真的解决不了么】5)关闭那些安装污染控制设备缺乏经济性或位于人口稠密地区的工厂。中国已经采纳上述全部政策。在本报告中，我们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数量级估算，确定部分治理措施亟需扩大实施范围，才可能让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进一步改善。
具体污染治理方法和成本估算内容比较长就不再这里详细的贴出来了。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本相当于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此过程中，能够带动经济的发展，提高中国的GDP大约0.5%-1%。看我的高票回答如何评价川普在29日提出的新口号"BuyAmericanandHireAmerican"？中美会发生战争吗？-刘品杰的回答-美国掌握了中国哪些没有的核心科技：-与世界分享你的知识、经验和见解为什么中国在国际上不受待见？-刘品杰的回答-2016年哪些互联网行业在由盛转衰？■经济学家汪丁丁教授在一篇名为《长期雾霾的政治社会效应》文章里做了一个算术题。估计北京地区的雾霾导致的经济损失大约在700亿/年的水平。根据“拇指规则”，它的六倍，也就是大约5000亿元，是长期的经济损失（这没有考虑人才流失带来的长期损失、长期雾霾导致的各类健康损失、政治和社会影响）。汪丁丁教授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用这样一笔钱（5000亿），北京市政府可能做哪些事情来降低雾霾？
根据科学院的一份报告，京津冀地区的雾霾成分主要（例如50%以上）来自燃煤。2015年9月被称为“阅兵蓝”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京津冀地区完全停产的（或许可疑）企业数目大约5000家。“或许平均而言，一家企业养活100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庭（五口之家），那么，50万工人家庭总共有大约250万人口。不考虑地方政府的财政损失，单纯命令这些企业永远停产，中国社会可能需要完全负担250万人口的生活费，假设每年每人4万元，一共要支付的费用是1000亿元。试问，北京市政府愿意每年损失700亿元还是愿意每年支付1000亿元？”
这是一道不那么严谨的算术题，有太多的变量没有考虑在内，而且其数据也是大致估算。但这道题显示了经济学家根植于思维深处的效益成本分析：任何正义的实现都是需要成本的，环保也不例外。
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思维方式，那就是“比较”。在讨论某件事的利弊时，并不仅仅讨论这件事情本身的利如何，弊又如何。而是拿另一件相关的事儿来做比较：在有限资源下，做A方案会如何如何，是否以牺牲B方案带来的好处为代价，这个代价要算到A方案的成本里去；反之，做了B方案是否会牺牲A方案带来的好处，这也应计入B方案的成本。这在经济学里称之为“机会成本”。现实中人们往往会忽略这个机会成本，但恰恰这个机会成本是大部分方案中最大的那个成本。
而法律人挂在嘴边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正义”。法学给旁人最初和最深刻的印象也是“追求正义”。但吊诡的是，正义有多重面貌：环保是正义，人民群众的出行方便权是正义，工人的就业权是正义，社会GDP的发展是正义，将纳税人归集的国家资源有效率地使用也是正义。这些正义之间往往冲突——此正义的实现以彼正义的损耗为代价，我利益的实现以你利益的限缩为前提。绝对的正义并不存在，正义都是相对的，每一项正义的实现都有其特定成本。立法的功能就是利益平衡，立法是利益集团博弈之后的结果。这与通常理解的“法律追求正义”，还真不是一回事儿。
因此环境保护并非天然正义，需要与其他正义比较、权衡之后才能下论断。
再举一例。
估计大家都看过柴静的雾霾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其中第四十多分钟时提到延庆某收费站，拦下来的几辆国四标的货车，排放控制设施实际并不符合国家标准。但最终并未当场处罚。检查人员与货车司机都笑笑：“它是绿色通道的车，就是蛋、奶、油，这是城市保障系统。而且规定对这个车是不处罚。呵呵。”我顶你个肺，还呵呵！可恶！——这是我看视频的第一想法。而柴静在视频里则简单地认为这种全面造假是执法不力造成的。
后来我转变了想法。我并不生活在北京，但也知道北京基本生活用品物价并不高，甚至比一些二三线城市都要便宜。但这明显违背经济规律。像北京这种人口密度高、所有物资都要从外面运进来的消费型大都市，物价应该相对较高才对。这其中一定有北京市政府的价格管制。为什么政府要搞价格管制？民众的呼声加上政府的亲民姿态，顺理成章的决策。而供应方不可能做亏本买卖，就会想尽各种办法节约成本：绿色通道本就是政府人为免收费用，使用不达标的交通工具也降了成本，抓到了执法人员也不罚款，否则会影响这些基本生活用品的供应。民众的低价“菜篮子工程”与雾霾治理要求，你选择哪个？
要治理雾霾，光靠微博和朋友圈的情怀转发和段子调笑是没有用的，需要付出实打实的代价。这个代价也许是你的出行方便受到限制，也许是你的菜价高企，也许是暂时失去你的工作，也许是官员失去GDP增长的业绩。不管是什么成本，只有两种情况下雾霾才会得到真正治理：一是雾霾的危害巨大，大到不治理就无法生活或生存；二是经济高速发展、百姓生活水准高度提升，治理雾霾所要承担的成本对生活水准的降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我估计，更有可能发生的是第二种情况。小平同志当年说“发展是硬道理”，在环保问题上也是适用：越是面临污染，就越要大力发展工业；工业越发达，企业发展越好，越会追求技术进步，也就越不会在意治污措施带来的成本，污染也就越小。当人们（政府或官员）愿意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来治理雾霾的时候，空气中的霾才会散去。只不过，做出这个“愿意付出”的决策，依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实在是有点困难，需要共同努力和耐心等待。
可能会有很多人不认同本文观点，比如会提出官员经济业绩评价弯曲导向、百姓没有民主决策权等问题。这些确实是真问题，但这些观点与本文观点并不矛盾，而是并行。我想强调的是，我不是反对治理雾霾，相反我希望我们的天空每天都是“阅兵蓝”。只不过我希望在感性的诉求之外，增加一点点理性思考或者发现事情的另一种可能性而已。雾霾治理是个复杂问题，千万别让雾霾治理成为简单的政治正确。
另外，推荐大家看台湾经济学家熊秉元教授的《正义的成本》一书，里面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法学领域里的“正义”是如何用经济学中的效益成本来分析的。可以作为法经济学的入门读物。看完之可能会被洗脑，并毁三观。

■当然能解决，毕竟相比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并不持久。极端点说，把人类全部抹去，雾霾马上就消失，绿水青山十年八年回不来。其实我国的水污染土壤污染比雾霾要严重的多，只不过后者直观，有国际关注有柴静报道。十几年前流行一种地热井供暖，偷工减料不构造循环对地下水损伤很大被叫停，不料雾霾横空出世，一切以不污染空气为要。于是地热井死灰复燃——这是在犯罪！前段时间爆火的段子“北京孩子是祖国花朵，我们XX的孩子是祖国绿萝”一针见血：雾霾的严重程度，取决于本地人民的“尊贵”程度。巴黎最近空气污染闹得沸反盈天，然而人PM10警戒线80μg/m3，在中国是日常甚至好天气。中国城市PM10浓度最低最高差4倍石家庄大量关停工厂削足适履，成都西安等省会的雾霾比北京犹有过之，当地政府却不在乎，原因你懂的。背着“污染首都”的罪名，凄惨服雾十余年的华北还得到了点关注；只因隔了太行山，如果不是大V“大脸小胸师太”传播，山西临汾的SO2浓度默默击破1100也无人知晓。随着冬季到来燃煤取暖，PM2.5动辄上千的乌兰巴托想想就恐怖，可甚至吸引不到一点眼球；印度污染比中国还要过分，但欧洲闹环保举反例都是北京。如同非洲死几千人不如欧洲死俩，美好的人权说穿了是冰冷的现实。高污染行业总要有人来做，中国雾霾全面根除，大约要等到我国在国际食物链站上顶层吧。。。。——————————————————————————————————————————————————————————————2014年那抹APEC蓝，令多少人魂牵梦萦，可APEC蓝是怎么来的，我们以北京为例说明：北京环保局: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对"APEC蓝"贡献最大一是得益于机动车限行与管控，机动车减排对会期PM2.5下降的本地贡献为39.5%。二是得益于燃煤和工业企业停限产。这些措施对会议期间PM2.5下降的本地贡献为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