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肺癌4年后,我重新获得了新生

73岁以后 , 杭州人唐林习惯了以坦然的心态面对死亡 。 4年前患病住院后 , 他一度感觉自己就像“砧板上的肉” , 对于被延长的生命 , 他很满意 。 他经常和家人出门旅行 , 每隔一段时间 , 还会组织曾经共事过的“战友”们聚会 。 唯有麻木的双腿和长时间说话后被“掏空”的疲乏感在提醒他:自己是个肺癌患者 。
下午4点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浙大一院)普胸外科主任、浙江省肺部肿瘤诊治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胡坚 , 刚刚结束了一天的门诊 。 在手术台上 , 肺癌是他最常面对的“敌人” 。 在中国 , 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位居恶性肿瘤首位 , 每年新发病例达78.1万例 , 相当于平均每10分钟就有15人罹患这种疾病 , 每年死亡病例高达62.6万[1] 。
“由于肺癌早期症状较为隐匿 , 相当一部分患者在确诊时已是晚期 。 ”从医35年 , 胡坚对肺癌治疗感慨颇深 。 以往 , 不光病人害怕听到“肺癌”二字 , 连他自己都怵 , “治疗效果太不理想了 , 哪怕手术切除了病灶 , 还是会担心癌细胞转移” 。
过去十年间 , 肺癌治疗技术突飞猛进、新药迭出 , 但对于像唐林这一类无驱动基因突变的肺癌患者 , 传统治疗手段一直相对有限 。 直到肿瘤免疫治疗登陆中国 。
1 从天堂到地狱
唐林是在偶然中发现身体异常的 。 2016年10月开始 , 他久咳不愈 , 起初他没当回事——此前自己的身体一直很棒 , 连医院都很少去 。 但细心的老伴发现 , 丈夫半夜的咳嗽声和往常不太一样 , 主动到浙大一院给他挂了号 。
肺部CT显示 , 唐林的右肺肿块直径约2厘米 , 边缘呈现出不规则的短细毛刺 , 放射状排列 , “像扫帚一样” 。 “你这个病要住院了 。 ”医生告诉他 。
入院不到一周 , 胡坚就操刀为唐林进行了手术 。 术后的病理诊断显示:中期肺腺癌 。
肺癌并不是一种病 , 而是几十种病的组合 。 每一种亚型的特性、最优治疗方式和预后都不同 。 根据肺癌细胞在显微镜下的形态特点 , 肺癌可以分为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 , 后者是肺癌中最常见的类型 , 约占所有肺癌患者的85% , 它又进一步被分为三类:腺癌、鳞癌和大细胞癌 。
手术切除病灶 , 用化疗“杀死”癌细胞 , 都是肺癌治疗的传统方式 。 唐林在术后接受了四次化疗 , 用他的话形容 , “生不如死” 。 化疗对胃肠刺激很大 , 到了第三次 , 唐林看见任何食物都觉得反胃想吐 , 白细胞也直线下跌 。 家人拼命地给他补高蛋白食物——甲鱼、泥鳅……直到现在 , 唐林见到这些食物仍要“退避三舍” 。
2017年元宵 , “生不如死”的化疗终于告一段落 。 战友聚会上 , 老同事们祝贺他“死里逃生” , “好好享受生活吧” 。
复查三个月一次 , 各项指标逐渐恢复正常 。 北京、五台山、西双版纳、丽江都留下了唐林的旅行足迹 。 他拍摄旅行视频、剪辑后分享给战友 , 沉浸在症状缓解的喜悦中 , 自我感觉“很不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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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中的唐林
肺癌手术时 , 唐林的右肺被切除了2/5 。 术后一年半 , 他开始感到背脊隐隐作痛 。 起初 , 他以为是手术引起的疼痛 , 并没在意 。 但血液检测发现 , 一些癌症指标开始升高 。 2018年底 , 一家人飞到温暖的海南过年 , 在三亚的原始森林旅游时 , 身体一向硬朗的唐林突然发现自己走不动路了 , 他还摸到了颈部有肿大的淋巴结 , 暗自心想:不妙 , 癌症可能转移了 。
PET-CT全身评估的结果就如他自己预料的那样 , 肺癌转移到了肾上腺 。 这还算“幸运”的 , 算是转移程度较轻的一种 。 即便如此 , 唐林也无法招架这种疼痛 , 自认为很耐疼的他常常疼到无法入睡 , 一夜干坐到天亮 。
对于肺癌患者而言 , 生存率和诊断时的肿瘤分期、组织学类型高度相关 。 在肿瘤免疫治疗问世之前 , 晚期肺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仅为5%左右[2] 。 过去10年间 , 肺癌治疗手段出现了几次革命:从化疗、靶向治疗 , 再到肿瘤免疫治疗 , 对肺癌的认识越来越深 , 手段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