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罗马帝国初期发展的大势,我们可以说这是西方古典文化在分布上最为广延,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上最为统一、稳定的时期,这既与帝国统治的巩固有关,但更重要的则有赖于它已集奴隶社会发展之大成,达到了古代世界生产力的最高水平。
从地域上看,这时罗马已囊括古代地中海文明区域的全部,不仅希腊与之合一,埃及和西亚也归其掌握;从时间上看,继埃及、巴比伦的青铜文明之后,波斯、希腊的铁器时代也经历了长期发展,到罗马帝国终其成之时,地中海文明已有持续三千多年的历史。因此罗马不仅是接受了希腊的丰富遗产,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接受了埃及、西亚等等古代东方文明的遗产。
若从丝绸之路的开通、远东的中国和极西的罗马有所接触、欧亚大陆间联系的加强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开展看,那么罗马这种古代世界最高水平的生产力的促成,也有受赐于洲际间的中西交流之处。由此可见,分布的广延不仅具有罗马文化和古典文化遍及于各地的意义,也有各地各族的优秀成果综合汇总于罗马的意义。
在这个广延的基础上,帝国所促成的各种体制的统一,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便意味着古典传统又有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我们将会看到,无论是政治领导、公民权利、法制观念以至文化风格的统一,无不体现着古典的原则与特色。
政治领导的统一,在帝制条件下,当然是指皇帝的专制权力。罗马的历史发展要求帝制取代共和,皇帝以一人君临天下,反而可以缓解共和制造成的一些矛盾,帝国初期的繁荣便是明证。可是,帝制由共和蜕变而来,也决定了罗马皇帝的统治具有和东方君主专制不同的特点。罗马公民虽接受皇帝统治,却也不能忘怀于共和传统,因此奥古斯都不得不搞一个披着共和外衣的元首制以求君民双方相安无事。
从外衣的角度看,这是皇帝的统治手腕;但从不得不如此的角度看,那就表明了罗马不同于东方的历史特点。整个帝国初期的三个王朝,尽管有越来越加强君主专制权力的倾向,元首制这个基本体制却保持不变,只是表现形式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在奥古斯都时期,主要是保留一些原有的共和制度,到安敦尼王朝的五个“好皇帝”之时,制度已无关紧要,但元首的名分与统治的理论仍奠基于共和时期形成的各种观念,这样一来,共和外衣就以古典思想为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了。
这种思想的核心,就是斯奇比奥集团以来罗马统治上层一直服膺的斯多噶哲学,从斯奇比奥经西塞罗、凯撒、奥古斯都一直到图拉真以后诸帝,都或多或少按斯多噶派的哲理阐述其统御万民的理想。即使是最为暴虐无道的尼禄,还以罗马的斯多噶派权威塞内加为其老师(至于他的所作所为和这些哲理的背离,也不外是所有暴君口是心非的本色)。
这种理论从人性的统一、文明的统一发挥到帝国的统一、领导的统一,莫不以古典文化崇奉的人性原则为归依。连终身忙于军政要务的图拉真都自奉为斯多噶派的哲人,那么舞文弄墨的哈德良、守成持重的安敦尼必步其后尘且有过之无不及,当是可以想见的,至于马可·奥理略,那就不言自明了,因为他本人就是罗马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斯多噶派哲学家。
图拉真曾把这种基于人性而求天下大一统的思想总称之为“时代精神”,并把它作为指导帝国政务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写给他的部下、小亚细亚一个行省的总督普林尼的信中,他是这样提到“时代精神”的:
“我的亲爱的普林尼,你所采用的审讯那些在你那儿被控为基督徒的案件的方法是非常恰当的。要订出任何一种可以作为固定标准而适用于所有这类性质的案件的通例,是不可能的事。这些人不必加以调查;当他们被告发并被找到罪证时,他们就必须受到惩处;不过,也要有个限制,就是在当事人否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并以敬拜我们的众神来证明他不是的时候,纵令他过去已经被人怀疑,然而由于悔改,他必受到宽恕。没有签署原告名字的密告就不应该被看作告发任何人的证明,因为他将开创一种很危险的先例,同时对于时代精神也是极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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