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在传统与新式之间｜傅斯年逝世70周年祭( 二 ) 之间|逝世|丁文江|胡适|傅斯年|传统|老

母亲受凉、吃坏了东西，发烧、腹泻，不是什么大病，次日晨已烧退、不泻。但他不敢大意，1934年10月30日写信向丁文江、史语所代理所长李济致歉，“如此情形，弟决不能上路也”，“若今日上路，亦非人情”，依然在家多呆两天陪伴母亲，同时表明没有闲着，也在赶活工作。
还有一次，傅斯年到南京、上海出差十天，原计划返回北平路过济南时停一停。结果还是没下车，原因有二：史语所有公务；老母亲不在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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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文集》（再版），欧阳哲生编，中华书局，2017年10月。
南京沦陷后，傅斯年辗转到长沙。两位侄子来见，傅开始很高兴，也感谢下属。后来问侄子祖母的下落时，他俩回答：“没有逃出来！”傅一听，勃然大怒，当场打了侄子几个耳光。护送两位侄子的下属，站在旁边，尴尬不已。
随后，他派人陪老母亲从安徽和县，辗转由陆路转移到汉口，再赴长沙。他为母亲逃难所受的困苦而不安，曾内疚地说：“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对祖先？”此后傅母又转移到相对安全的重庆，和弟弟傅斯岩一起生活，费用全由傅斯年负担。
“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孝经·纪孝行章》）将母亲接到重庆后，虽然自己条件艰苦，傅斯年“仍勉力供给他老人家肉食无缺”。重庆医疗条件差，傅母的胆结石被误诊为胃病，延误病情，1941年10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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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桌前的傅斯年。
四个月后，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自责，假如“在南京时送他老人家在中央医院多住几日”，假如“不是我去年至今这一场大病”，母亲就有可能早确诊、早治疗。这个自责一直没有释怀。隔一个月后，他又致信告诉罗家伦，“至今念之，倍觉罪恶者也。”
此时傅斯年的高血压症日益严重，眼底血管已破裂。住院时医生们都认为病情危急，友人们无不悲观。1941年7月7日出院后，继续在歌乐山休养。傅斯年也悲观地说：“这个病是不会好，只希望拖得好。”恨不得他早死、自己好解脱的孔祥熙，已经在外面打听、撒播，“听说傅斯年病的要不行了！”于是，好强的傅斯年抱病出席一半参政会会议，证明自己还活着，还要反贪、攻孔。
母亲去世后，他顾不上自己的重病，丧事亲力亲为，看地、安葬，连续操劳奔波，血压都不量了。等忙完丧事，到李庄一量血压，打破一切纪录。为防止敌机轰炸和日后破坏，傅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欲移不可，未开吊，未发讣，事后登报耳。”
他手头拮据，又逢国难，只好卖书葬母，丧事从简。“棺材是卖几箱子书换来的。朋友有劝我开吊者，我实在办不到。”
与妻：超越于日常生活的精神伴侣
1911年12月，不满16岁的傅斯年，与聊城乡绅丁理臣长女丁馥萃结婚，显然是一桩包办婚姻。傅斯年对这段婚姻并不满意，早在1918年11月，就公开撰文抨击家庭是“万恶之原”，鼓吹独身主义。
傅斯年虽然告诉顾颉刚，“绝没有室家之念了”，但对这段包办婚姻也不绝情。1919年秋，他在出国留学之前回山东老家，泡了两个月的“温柔乡”后，立场明显松动软化，又对顾说：“现在对于家庭的观念，只主张改良，不主张废去了。”顾颉刚以此为例，分析“家庭里实在有浓厚的爱情，教人颠倒在里头，永远撇不开来。”笔者由此判断，傅斯年对丁馥萃曾有好感和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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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汎森著，王晓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6月。
1934年夏，傅斯年与丁馥萃离婚，“通过胡适和丁文江的斡旋，获得一笔贷款来处理离婚事件”（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他出国求学时，前妻侍奉傅母尽孝，离婚后一直未再嫁。1934年8月5日，傅斯年和俞大?在北平再婚，成为俞大维的妹夫、陈寅恪的表妹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