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在传统与新式之间｜傅斯年逝世70周年祭( 三 ) 之间|逝世|丁文江|胡适|傅斯年|传统|老

1935年4月13日，丁文江写信告诉胡适，傅斯年对“去年离婚的事，至今不免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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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与傅斯年。
总体而言，俞大?给傅斯年带来温暖和幸福，是他的“佳偶”（毛子水，《傅孟真先生传略》），“使他得到许多精神的安慰和鼓励”（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是不争的事实。俞大?贤淑聪慧，不以名门望族、名人妹妹自居，也不强势要求傅斯年迁就她。相反，据胡适、傅斯年在北大的学生徐芳回忆，俞大?“很顺着傅斯年，不得罪他”，认为“你怎么样我就照你的意思做”，所以“两个人处得来，很平安”。
比较胡适、傅斯年的家信，他们的内容风格彼此迥异。胡适几乎不和江冬秀讨论复杂的人事、政治、学术、国家等大事，絮絮叨叨以生活琐事为主，定位于“生活伴侣”。傅斯年不仅与俞大?大量讨论敏感的所务、国务和微妙的人际关系，而且自然倾诉自己的烦恼，可见夫妇信任、默契、合拍，定位于“精神伴侣”。
陈寅恪与傅斯年不仅是姻亲，还是同窗、知音、密友。1927年7月6日，陈题诗赠傅，其中第二首的颈联是：“今生事业馀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借曹操煮酒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典故，对傅斯年即将开创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业绩寄予厚望。
傅斯年的学术初心，一生未改；对陈寅恪礼敬，一生未变。1937年12月至1938年4月，史语所职员陆续由湘迁滇，傅、陈两家住在昆明城北青云街靛花巷三号宿舍楼，傅在一楼，陈在三楼。陈身体虚弱，右眼已经失明，左眼高度近视，行动不便。昆明常遭日机轰炸，听到防空警报响，别人纷纷往外跑，傅斯年却摇晃着肥硕之躯，往上晃到三楼，小心把陈搀扶下楼进入空地的防空洞。
这个防空洞水深盈尺，陈寅恪带着椅子坐在水里，等警报解除。曾苦中取乐撰写对联描述此情此景：“闻机而坐，入土为安”。“机”指日机，“入土”指入防空洞。傅斯年忙碌，不可能每次由他扶陈寅恪下楼。1938年10月，史语所迁至昆明郊外龙泉镇龙头村；1940年冬，又搬迁至李庄。陈寅恪则未赴李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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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20年代，傅斯年（立排右二）、陈寅恪（立排左二）和章士钊（立排左四）等人合影。
与友：六亲不认与礼不逾矩
然而，即使是对陈寅恪这位学术泰斗，一旦涉及规章、规矩，傅斯年并不会通融，反对陈寅恪违规拿高薪。
陈寅恪从香港刚到桂林时，养家糊口，入不敷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好心援手，直接与朱家骅院长商定，聘陈寅恪为史语所专任研究员，月薪600元外加薪40元，而且聘书不通过傅斯年所长，直接寄给桂林的陈寅恪。
傅斯年知情后，“六亲不认”，维护规章的原则性，适当兼顾援助的灵活性。1942年8月6日，他致函叶企孙，坚持“于章制之有限制者，则丝毫不通融。盖凡事一有例外，即有援例者也。”
声明三点：
一、“绝不承认领专任薪者可在所外工作”；二、对总干事“略过所长处理一所之事”深表不满，“此乃违反本院十馀年来一个良好Tradition（传统）之举”，又抱怨叶企孙的处理办法，“恐所长甚难做矣”；三、留有操作弹性的余地，“为弥补寅恪旅费，为寅恪之著作给奖，院方无法报销，以专任薪为名，弟可承认。”信末还附录院章相关条款全文，再次强调陈寅恪“领专任研究员薪而在所外（指陈寅恪停留桂林，而不来李庄）工作，大悖院章”。
傅斯年对顶头上司如此强势，固然与他的价值取向、性格、见识相关，还有两个因素不可忽视，就是他的人脉和资历。他是史语所创立者，也是中研院元老，朋友圈精英荟萃，和蔡元培、胡适、朱家骅、叶企孙、陈寅恪等学术大腕，熟到不能再熟。
蔡元培1940年去世后，中研院总干事朱家骅接院长，没有任何悬念地请傅任总干事。傅做了一年多，因为严重高血压症治疗、休养才辞职，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接总干事。所以傅敢想、敢说、敢写、敢做，常常又占理、又霸气，在台面上摊得开，只是难免有时咄咄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