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在传统与新式之间｜傅斯年逝世70周年祭( 四 ) 之间|逝世|丁文江|胡适|傅斯年|传统|老

1942年8月14日，傅斯年写信直白批评陈寅恪，“兄昔之住港，及今之停桂，皆是一‘拖’字，然而，一误不容再误”；直白反对陈在桂林拿专任研究员高薪，“兄向为重视法规之人，企孙所提办法在本所之办不通，兄知之必详。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一有例外，即为常例矣”；直白告知自己的处理原则，“凡事关人情者，当对同事尽其最大之帮助；然事关规例者，则未可通融”。
涉及每人切身利益，特例一开，易成惯例，傅斯年这个所长确实不好带队伍。8月31日，他不依不饶，又致信叶企孙，抱怨尽管陈寅恪“在任何处一样，即是自己念书，而不肯指导人”，他还是一向尊重陈寅恪的决定，再尽力效劳，“但求为国家保存此一读书种子”。宁愿“或有得罪寅恪太太之可能”，建议对陈寅恪大幅降薪六分之五，定为“专任研究员暂适用兼任研究员之待遇，月薪一百元外，暂加薪四十元”，是否加薪四十元，请叶定。叶企孙回信，提议把陈寅恪月薪加至200元。他又以“此时非年度转换时，似不必更易”为由，不同意陈的月薪定为200元，但也做了妥协，坚持月薪为150元。
陈寅恪清高孤傲，虽穷决不为“五斗米”折腰，寄回专任研究员聘书与薪金。回信表示理解：“弟尚未得尊电之前，……即于两小时内冒暑下山，将其寄回”；“院章有专任驻所之规定，弟所夙知，岂有故违之理？今日我辈尚不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耶？此点正与兄同意者也。”还绵里藏针反驳傅对他“皆是一‘拖’字”的指责，回应之所以滞留香港、桂林，“取拖延主义”，跟夫人无关，全是自己做主，原因有二：其一，经济困难。在桂林月薪不过八九百元，月开销两千元以上。到李庄不能“安眠饱食”，“若复到物价更高之地，则生活标准必愈降低，卧床不起乃意中之事。”其二，写作需要。“在生活能勉强维持不至极苦之时，乃利用之，以为构思写稿之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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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集：书信集》（再版），陈寅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7月。
傅斯年信奉法治，坚持以规治所、以章治院，并非一点不近人情。安排陈寅恪一家逃离香港及筹集路费，就是他和朱家骅帮的大忙。1941年12月10日，傅分别致电陈寅恪、王毅侯（中研院总务处主任）、杭立武，落实陈全家离港来渝事宜。告诉陈已电杭立武、丁巽甫（丁燮林字）相助；请王毅侯转电丁巽甫，垫款助陈离港，傅负责料理此款，报告朱家骅院长。
陈寅恪抵达桂林次日，即致信感谢朱家骅、傅斯年等人帮助他全家死里逃生，“骝公（朱家骅字骝先）及诸兄亲友之厚赐，感激之忱，非纸墨可宣也。”又说他抵达桂林后，已收到中央研究院寄款5000元；朱家骅、杭立武寄款1.4万元；俞大维兄弟寄款1.5万；另有“亲友所寄之款未到”。据行前傅斯年的电报，提到他已筹的款项，“前说四千元，均为同人垫借。”另据研究者披露，“中央研究院、中英文化协会、西南联大等有关单位，筹款四万元，作为搭救他一家人的路费。”（吴定宇，《守望：陈寅恪往事》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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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陈寅恪往事》，吴定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1月。
孔子虽然倡导“礼之用，和为贵”，也反对做“老好人”，强调“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意思是只为表面和谐而和谐，不以礼法节制和谐，也不可行。由这件小事，可看出中国知识分子菁英的风骨、风采。尤其是傅斯年处理耿直、得体，既聘陈兼职研究员，缓解其经济压力；又不逾院章，以免留下话柄，守护其清誉，确实是“友直、友谅、友多闻”的“益者三友”（《论语·季氏》）。
本文省去了原文的注释。引用史料参考（不含古籍）如下：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