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中国人会唱他的歌,却不知道这个天才作曲家的悲剧人生……( 六 )


1968年队伍拉回武汉,我们这些还在继续审查的人员被集中在武昌洪山劳动、学习名为“集训队”,在几幢建成而尚未交付使用的简易大楼里占用了一层。
高如星除了生活浪漫以外,无论如何都没法把他打成反革命,只好宣布“解放”,等待处理,……他自己的要求是:回到自己小时候放羊唱歌、当兵出发、洒泪拜别的故乡。
在“集训队”熬了一年多,1970年的冬季,毛泽东批示,在全国大抓“5.16”,形势陡然又紧张起来。“5.16”是一个红卫兵组织,从照片上看,他们的领袖人物全是中学生,这个十恶不赦的反动组织的司令竟然是一个扎着小辫子的小女孩。
据说,这个组织的宗旨是:誓死揪出睡在毛主席身边的最大的赫鲁晓夫——周恩来。我看到这张小报的时候,非常困惑。这个组织的宗旨不正是某些高屋人物设法提出,并连做梦都想达到的目的吗?按照当时的觉悟来推断,任何一个组织的成立,任何一个口号的提出,都不是自发的结果。而炙手可热的政治权威人氏的授意,由孩子们打出旗帜来,喊出口号来,这不过是造出一个自下而上的假象而已。
中共中央文件指出:这个反动组织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所以被怀疑的人特别多,打击面特别宽。一天傍晚,一辆吉普车飞速开进“集训队“楼下。我在国统区地下斗争时期就养成的敏感,使我立即从上楼的脚步声里可以判断出有人被押送进来,是谁?
我的全部智能器官都运转了起来,伸出所有的神经触角。我立即想到厕所,只有在厕所可以碰到这个新的人,于是我就一次一次上厕所。果然,功夫不负苦心人,在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正在小便池的边上,突然进来一个人,高如星!我注意到他的身后没有尾巴,他一步就跨到我的身边,迫不及待地问我:“COOK ,这是怎么回事呀?”(因为他一向佩服我的烹调手艺,所以用“COOK ”代替了我的名字。)
我用最低的声音、最简练的语言向他说:S最近频频向管训人员进行秘密交待,所以管训人员对他明显地放松了许多,而且此公一贯不善于掩饰内心里的沾沾自喜,时时、处处都溢于言表。我前几天就猜想到,他在出卖你。高如星点点头说:“放心!他只能造谣,出卖的只能是他自己的良心,我没什么好卖。”
当晚,我们听见管训人员在一间房子里审讯高如星的声音,他们拍桌子、打板凳,暴跳如雷。高如星以牙还牙,大声争辩。我相信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没有一个人能够入睡,我甚至比高如星本人还要坚张,那场恐怖的“车轮大战”通宵达旦。一连几个昼夜的审讯,我没法见到他,他被单独关在另一层楼里。
(耶子注:春节刚过,高如星就被突击审讯。造反派疯狂逼高如星交待“苏修特务”罪行,交待写《九九艳阳天》这首靡靡之音的罪恶目的。高如星拒不认罪,他们就昼夜车轮大战,严刑逼供。高如星的肋骨被打断插进肺里面,他忍住剧烈疼痛,愤怒反驳,说“这是诬陷”。不久,肺部感染化浓,创伤部位发生癌变,发现时已是肺癌晚期。这时允许高如星去医院看病,但是必须戴着手铐去。他忍受不了对他人格的屈辱,大声说:“我不去,我宁愿死。”在高如星临终前三天,他让王云霞搀扶着去附近一家小照相馆,照了一张夫妻合影。临去时他说:“云霞,帮我穿上军装,钉上帽徽、领章,将来让咱们的孩子看看,他的父亲不是坏人,是一位曾经南征北战、堂堂正正的解放军战士。”)

一个星期以后,激烈、凶猛的审讯突然停了下来,整个大楼都静了下来,静得让人毛骨悚然。在第四天的上午九点,一辆吉普车把高如星拉走了,听说他病了,咯血。中午,我们又看见高如星被送了回来,听说军区总医院的诊断是肺炎。又过了几天,听说前几天是误诊,不是肺炎是肺癌!不知道医学上的结论如何,我的判断是:政治迫害绝对会导致癌症的急性发作。
如果他没有突然隔离与突击审讯,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突出癌症的。对高如星的审讯不得不停下来,而且不得不允许他的妻子的要求,搬来和他同居。以便对病人进行必要的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