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探索与变革的个案剖析之潘公凯(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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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公凯雪融残荷水墨影像装置尺寸可变 2011年
创造高境界与高格调的作品，根本问题是作画与做人的统一。不少画家深明此理，也为此做出了努力，另些画家不是没有追求表现高尚精神生活的目标和努力，而是在认识上进入了几个误区。一是受西方现代视觉革命论的影响，以为中国画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就是强化视觉张力，变革视觉观念，由此太重视作用于眼球，相对消弱了作用于心灵；中国画作为视觉艺术，当然要以色线形吸引观者的瞩目，也要因应生活方式、观看方式的变化和感觉经验的丰富而加强视觉张力，但眼为心之官，不能只顾眼而不顾心，只满足于视觉的官能刺激而忽略心灵的沟通，近代总结文人画历史经验陈师曾亦称：“艺术之为物，以人感人，以精神相应者也。”而把眼球消费代替高雅艺术提升精神的主张，正是消解境界的陷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个世纪初期当着以写实主义改革中国画的主张提出之后，深谙中国主流传统真谛的陈师曾在中西比较中提出了文人画传统中最名贵的深层追求：“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鲁迅在《传播美术意见书》中也强调指出：“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
潘公凯早就认识到：“人格首先指表现为个性的精神生活特征的总和，同时又是一种体现着共性的伦理学范畴”“所谓畅神，所谓写意，等等，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人格的表现……人格表现的理论，是中国传统绘画美学的核心。”在此基础上，他在其父潘天寿论画的启发下，从中国画价值结构历史演进的宏观角度，把“格调”作为价值中心。他指出“‘格调’这个范畴，涉及的是通过中国画的形式语言来表现作者的人格、气质与情感。作为一个价值尺度，它的高下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人品学问，二是形式语言的修养。”就形式语言的磨炼而论，由于过多的时间用于教学的开拓和管理，潘公凯显然还有精益求精的空间，而就人品学问而言，潘公凯已有长时间的自觉修为。他自幼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并且树立了远大理想，早就懂得了人的全面发展是整个社会前进的必然趋势，努力把个人的精神生存与实现对群体的人文关怀统一起来。他说：“我从小就奠定了自己的精神理想：试图通过个人的修养觉悟，自觉地实现社会共同的价值定向，谋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将超越于欢乐与痛苦之上的精神探索，看成是一己的精神修养。最终达到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超越，整体的统一对局部的矛盾的超越，有限的人生对无限的时空的超越。”
他不是以绘画为谋生的职业，更不是对生活毫无诚敬之心的玩艺术。他的绘画旨趣密切联系着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的承担，他说：“能够建立在此世的、此岸的基础上的终极关怀，大概只能是在为群体作出贡献的过程中完善自我”，“自我完善的方向就是善与美。人的自我完善，这才是我们人生在世真正的终极目标。”他的以审美超越为追求的大写意花鸟画，自然代替不了推动人们参与改革开放的人物画，然而却以审美的超越表达了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潘公凯在大写意花鸟画中追求的超越，也具有一定普泛意义。就社会的整体需要而言，分工无法避免，但美术家的眼界心胸一旦被职业边界所限，就容易窒息整体把握世界的精神和个人本质才能的全面发展，更何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终极关怀?无可回避的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性极强，中国文化的思维恰恰是整体的思维，艺术家无疑又要整体地把握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不仅需要娴熟的技能，尤要具备在整体中把握局部的洞见，为此高明的艺术家总要有深邃的思想，深厚的学养、超越的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在古代，以画为余事的文人画要求与此接近，在当代，近年提倡的学者画与此有关。潘公凯以追求做人的完善实现艺术的完善，他的绘画以历史的洞见，世界的视野，关乎中国艺术文化的学识，承传发展了有利于实现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精神生活方式，属于适应了新时代要求的学者画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