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互联网经济下劳工原子化，劳动者如何说“不”？劳动者|王星

文章插图
pixabay.com
在骑手困于系统、互联网员工猝死、AI用于监视员工的当下，曾经被视作新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动力的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开始显露出双刃剑的另一面。
如何解读这种社会现状？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星认为，以平台经济为突出特征的中国互联网经济，确实改变了资本积累方式。数据成为了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但数据产生的利益分配尚不明晰，在现实中则呈现为对资本力量的强化。同时，去组织化的内在属性，是平台经济模式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组织基础。模糊的组织边界进而改变了劳资关系，外卖员、快递员等平台劳动者很难找到明确的雇佣责任主体，劳动者更加 “原子化”（注：“原子化”指个体间联系的弱化，中介于国家、资本和个体之间的社会组织消失，个体直接面对国家和资本力量的状态）。
王星指出，原子化会降低劳动者对于资本的谈判能力。 “在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中，流水线对劳动的异化，除了技能的退化，另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就是劳工原子化。 ”另一方面，随着知识社会到来，知识生产不再是一件某种 “追求真理” 的工作，而成了数据化、信息化的新型劳动。互联网企业中 “码农” 等传统白领职业群体和平台劳动者一道，成为了劳工社会学学者所说的 “新劳工群体” 。工作创造性成分降低之外，高企的劳动强度，让 “打工人” 亦成了白领职业群体的自嘲之词。
在王星的观察中，这是全社会、全行业普遍存在的，甚至一直以来都被歌颂的 “奋斗者文化” 。但这种文化却带来了如何界定企业、劳动者和社会组织行动边界的问题。如何保护包括新劳工群体在内的中国劳动者权利？《知识分子》和王星，就新劳工群体的产生，互联网经济下劳动的异化，以及从劳工社会学视角来看，劳动者保护的路径何在等话题，做了一次访谈。

文章插图
王星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包括经济社会学、劳工社会学、技能形成，著有《技能形成的社会建构：中国工厂师徒制变迁历程的社会学分析》，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会第五届 “社会学优秀成果奖” 获得者
撰文｜张一川
责编｜刘楚
01 平台经济与劳工原子化
知识分子：今年年初，几位外卖骑手送餐途中猝死，却难以获得赔偿，还有一名外卖骑手为了讨要薪资而做出了过激的自焚举动。为什么平台下劳动者维权如此困难？
王星：平台经济实际上重塑了劳资关系，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劳动者不知道雇佣方是谁了，劳资关系不再像以前 “一对一” 。对于劳动者来说，想寻求保护时，责任主体更加不明确。维权更难，原子化程度会更高。不仅仅是平台经济下，中国各个行业的劳动者组织化程度都很低，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事实。
从历史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极度注重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带来了失衡，资本强势，开出的工资低。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劳工群体，尤其是农民工群体，生活境遇状况差，对工资要求低，劳动力的供给严重地供大于求。但这又成为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比较优势，秦晖曾将其称之为 “低人权优势” ，很残酷，最终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
另一方面，相比印度等国家，我们国家的劳工更“守规矩” 。并不是说中国的劳工就很懦弱，而是他们被社会的整个制度环境和文化传统塑造出来的 “勤奋” 和 “守规矩” 。
这种表面上的 “守规矩” ，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原因其一，受到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强调 “和” ，不强调对抗。文化的影响是弹性的，但是潜移默化、无处不在。其二，如果我们把劳工抗争视作一个理性行为，那么他们就一定会有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是选择抗争？还是用脚投票？还是忍耐？简单来说，我们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比较少，工会组织的力量较弱，以及集体行动的机会结构缺失，导致劳工以个人维权为主，有数据显示劳工维权中，集体维权占比不到10% 。此外，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在处理劳资纠纷时可能会更相对偏向资方。
这背后是在于政治权利、市民权利、社会权利等保障不足，导致劳工选择的勇气和选择的能力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