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互联网经济下劳工原子化，劳动者如何说“不”？( 三 ) 劳动者|王星

知识分子：技术发展应该是带来了新的生产力，或者更加解放我们的生产力，为什么反而让我们的劳动过程从脑力异化成了体力？
王星：从客观数据来看，科技的进步，这些知识的数据化、信息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
但在具体劳动过程中的变化，首先是分工越来越精细，复杂技能的生产活动被简单化；其次，劳动过程对于技术技能的依赖方式改变，在某些工种、岗位、工序上，很多技术技能都被替代掉了。
与此同时，在其他一些工种、岗位、工序上，却创造了新的机会，可能对于技能技术的要求会更高。所以我觉得，对于具体工种、岗位、人群的分析可能更重要，不同人群的境遇是不一样的。不同境遇条件下，如何让新的生产力提升它所创造的价值，在整个产业链条中，让不同工种、不同人群都能够共享，可能会是新的命题。
知识分子：和大数据匹配的 “算法” 作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新技术，我们也看到，现在不仅作用于平台经济之中，有企业用它来“监视”员工的工作效率，甚至具体到在工位上的时间、上厕所的时间等等。对于将“算法”用来控制劳动者如何理解？
王星：算法对劳动者的控制集中体现为三点：一是劳动过程监视；二是工作绩效评估；最核心的是通过绩效评估算法进行任务分配。通过这三点，算法几乎实现了劳动者的全过程控制。与传统控制手段不同，算法控制具有迷惑性。根据我们对快递员的调查， “算法” 技术进步让他们获取订单更容易了，收入也增加了。从劳动过程的体验来说，组织边界的模糊，让他们好像感觉到自己更有主动性；不过也有很多学者说这种主动性是一种假象。所有的这些都会让他们对系统形成依赖，他们的劳动过程需要这个系统。系统里，它就会不断地、用各种各样的指标去推动你。
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其实也是社会层面的问题，整个社会的所有群体都在被考核，考核的力量无处不在。对此有学者曾经总结叫 “指标社会” ，即所有主体，政府官员、企业组织、社会组织，都会被给出一个指标。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去完成？手段和渠道是否正义？大家关心不多，只关心结果。这种结果导向的评价体系，就会让所有人都困在指标系统里，也会导致很多不择手段完成指标的现象出现。
这些困在系统里的劳动者，我觉得既有诱惑性的因素，也有一些难以言说的无奈。这种 “技术殖民主义” ，背后有很多逻辑，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还是资本用技术来最大化逐利。也就是说技术手段并不是客观的、中性的，它是有价值取向的。
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一个企业组织要运营下去，都要进行一定的控制，促进信息共享、知识流动，减少内部交易成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技术是管理的一种方式，是为了提高运营的效率，增加组织的竞争力。所以泰勒制才会成为一种科学管理。
泰勒制通过生产管理过程的组织改变以匹配标准化生产要求，提高规模化机器大生产的效率，也推动经济飞跃。但后来的很多研究证明，泰勒制所推崇的完全客观化劳动过程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主体性依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劳动者的自主性是劳动价值的核心。很遗憾，目前的很多平台系统并没有重视，系统设计的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劳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显然，这种系统刚性的另一面就是系统的脆弱性。
另一个层面来说，从人身依附或是从自由的角度来理解，无论工业社会还是农业社会，都存在人身依附层面上的控制。现在我们看到的甚至有对于员工上厕所时间的控制。这种层面的控制我是比较反对的。对人权的伤害，需要警惕和反对。在劳动过程中，资本对于人的劳动心理，以及人权的侵犯，也是劳动过程异化的内涵之一。
所以，哪些控制属于企业的自我经营管理权，哪些不是，需要进行一定的区分。法律实际上有所规定，但在现实执行中，往往会发现界限比较模糊。
知识分子：比如已经被搬上台面好几年的 “996” 工作制，大家都觉得它违反了《劳动法》，但是为什么依然能存在？甚至愈演愈烈，各个企业都在效仿？
王星：加班其实已经是一个常态。抬头看看整个社会的事实，无论体制内外，全行业都在加班。至于是否需要加班？以及为什么加班会变成一种文化，这个问题我觉得讨论起来比较复杂。最早流行加班文化的是我们的邻国日本和韩国。有学者认为，加班文化背后是公私混同的亚洲文化传统使然。例如，在亚洲社会，我们总是喜欢将 “以厂为家” 的劳动者塑造为劳动模范和典型，号召大家去学习和效仿。另外，如果男人不加班而早早回家会被贴上 “社交失败者（而非顾家的好男人）” 的标签。与此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生计压力也会催生加班文化。造成加班常态化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强制性因素，比如一些工作岗位性质需要你加班；二是诱惑性加班，有某种因素不断激励你去加班。很多的职业群体都不可能完全地把生活和工作切割开来，这是一个事实。另外，比如有些公司通常不提供早餐，但却提供非常丰富的加班宵夜。有些会给夜班员工提供更好的通勤服务等。这其中涉及到法律层面的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