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互联网经济下劳工原子化，劳动者如何说“不”？( 二 ) 劳动者|王星

曾经在特定时期的 “低人权优势” 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对于劳工权益的保护，我觉得依然路还很长，非常地长。
知识分子：我突然有一种画面，这些平台下的劳动者是平台伸出来的触手一样，去完成 “平台的需求” 。以前学者对制造业工厂的分析中也说道，工人变成了管理者在办公室中操纵的一种机器。互联网时代下的这种异化，和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是一样的吗？
王星：这个判断很有意思。像外卖小哥、快递小哥，我们可以称之为 “任务领取者” ，就是去执行、完成一个任务。从这个层面来讲，我觉得和传统的流水线上的劳工本质上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在于 “劳动的体验” 。以前在固定生产车间从事工作的劳工，会有一种明确的 “雇用和被雇用” 的感觉。而在平台经济下，劳动者会觉得劳动是为自己在奋斗，是打工人，在为自己在打工，会有这样一种信念和体验。
不过，数据发现，随着行业的发展，平台经济下的劳动者每一“单”的价格，这些年一直在下降。外卖员只有跑更多的单、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获得与以往相同的收入。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需要进行更多实证的分析。可能的原因有竞争因素，资本的刻意维持等等。
知识分子：在平台经济下，雇佣方相当于隐身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剥削也可能隐身在 “为自己打工的信念” 之下？
王星：有这样的可能。首先，从平台经济的资本积累形式来看，平台的特点就是高准入门槛，但是进入以后，剩下的产品就是零复制成本，一旦形成垄断地位，成本又会急剧下降。资本的增长不是线性的，而是风险资本的类型，一旦垄断形成便会极大地增长。
其次，以往我们认为，科技进步、劳动力和资本本身的增值是生产要素。但在今天平台经济背景之下，数据也成为资本积累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来源，资本特别依赖对数据的占有和分析，有学者将其称之为 “行为剩余” 。
当平台通过技术让人对它产生依赖之后，无论是消费者还是任务领取者，都有可能悄悄地被剥削。一方面是因为高度地依赖，没有别的选择。另一方面，消费者和劳动者产生的数据及其收益，都归平台所有。这种算法的剥削可能更高明，隐藏得更深。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劳动过程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社会的公共性话题，即如何让利益在平台、消费者、任务领取者之间的分配更公平一些。
知识分子：这个命题是可以交给企业或者交给市场去自行解决，还是说需要怎样的一个机制？
王星：完全由市场来调整可能会导致两极化，可能会失败，我觉得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去介入。不过到底怎样去调节？目前我还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平台经济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轻资产，但股市的价格却非常高。这是 “金融资本主义” 非常典型的特征，股东利益、风险资本的利益会得到极大保障，但其他人的利益保障就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缺乏，导致利益分配的两极化。
此外，关于平台经济中产生的数据价值到底的分配，从目前的法律制度上说，平台有数据的所有权，但应该怎么分配，我觉得需要具体地讨论。现在很多国家会对平台类型的公司开始征收 “数字税” ，这些税收实际上就是一种再分配的手段，用来去改善其他人群的福利。
02 劳动者被困在 “指标社会” ，缺失休闲的时间和空间
知识分子：平台经济中的另一群参与者，即打造平台的互联网公司员工，有劳工社会学的学者将其和平台劳动者一起，称为 “新劳工群体” ，应该如何理解？
王星：马克思界定 “劳工” 有几个特征：第一，从事集体性劳动；第二，多在第二产业中，就是传统上讲的产业工人；第三，主要依赖工资收入。今天的 “新劳工群体” ，我的理解就是把产业类型从第二产业扩展到第三产业，把服务业，包括信息产业中的一些职业也纳入进来。比如在互联网公司里的 “码农” ，他们的职业可能从传统上来界定属于白领，实际上他们也是 “劳动密集型”了。
“知识社会” 的到来，已经让知识本身高度商品化。这表现在：第一，作为知识分子或是有技能的劳动力，也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劳动者。第二，知识本身已经被高度数据化和信息化，所以知识生产者在其中从事的角色就发生了改变，知识生产活动变成了追求数据化、信息化、标准化。最终我们会理解为他们是一种体力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