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贝壳财经|刘守英：土地不能继续扮演经济“发动机” 要转向市场引致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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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AGE）、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表示，在此前的土地制度下，中国的土地在经济增长中实际上扮演着“发动机”的角色，通过土地分配创造增长，通过土地宽供应保增长，但在经济增长出现转折之后，原来的模式无法长期继续，土地的功能要从过去“发动机”功能转向市场引致的需求，这需要土地配置方式的改革。
中国的土地扮演经济增长中的“发动机”角色土地创造增长
刘守英表示，中国的土地配置方式非常独特。首先是土地的二元所有制，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城市的土地是国有，这种二元所有制导致，土地在从农地转变成非农用地（即市地）的配置过程中，土地不仅是一个资本。农地变成市地的过程，是市县政府实行强制性的低价征收，之后又独家垄断土地的进入、转让和回收，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的价格形成机制，即卖方垄断下的买方竞争，卖家只有一家——地方政府，而买家有多家，就是做房地产、做工业用地的主体。
另外，中国的土地资本化也非常独特。一般来讲，土地从农业部门转化成工业部门，只是一个部门的转化、用途的转化，但是在中国，整个土地在中国的资本形成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原因在于中国土地制度的变革。土地制度从最初的没有价格、无偿供应、不能转让，最后变成可以做土地相关的金融， 2008年我国成立平台公司做土地抵押，实际上是实现整个资本化最重要的力量。
刘守英表示，在上述制度特征的基础上，中国的土地在经济增长中实际上扮演着发动机的角色。在纯市场经济体制下，土地是一个隐性需求，由经济发展的需求决定土地的分配；但在中国是倒过来的，通过土地分配来创造增长。比如，早期为了沿海地区的发展，把主要的土地指标都配置在沿海地区，后来在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时候，更多把土地指标分配给中西部地区。
其次，土地还有保增长的作用。为了保增长，中国的土地供应并不是紧的，一直是宽供应，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以后，土地放量程度最高。
刘守英提出，我国将40%的土地用于工业用途，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没有这样大的比例。因此，我国的工业地价长期保持低成本，以保持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这也是房价贵的原因，商业用地、综合用地、房地产用地一直是高速增长的，价格不断攀升，但是工业用地的价格一直维持在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