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贝壳财经|刘守英：土地不能继续扮演经济“发动机” 要转向市场引致的需求( 二 )

另外，中国城市化过程也与土地制度密切相关，政府强制低价征地，保持城市扩张时土地的低成本，同时控制住宅和商户用地的供应，以保证地方政府土地的出让收益，土地出让金在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一直非常高。
土地宽供应保增长模式无法继续土地的功能要转向市场引致的需求
中国的这套土地模式能否继续下去？刘守英表示，中国的经济增长出现转折，与土地是非常相关的，很多变化已经发生。第一个变化是土地宽供应保增长的模式变化，我国从2008年以来不断靠增加建设用地的供应来保增长，但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下降，不能长期保证每年10%以上的增长，土地的供应、土地的抵押融资不能起到提升经济增速的作用。因此， 2013年出现了重大的转折，即土地的需求下降，因为整体增速下降以后不能支撑那么大的土地供应链，土地作为经济“发动机”的功能因而消失。
第二个变化是工业用地需求下降与结构变化。 2008年以后出现了土地集约利用的现象，是企业自发的集约用地行为，首先是在东部地区，单位工业用地的产出在提高，而后蔓延到中西部地区，也就是说，企业已经告别了原来靠低价土地招商引资来竞争的模式。这一现象带来的结果是工业用地需求的下降，由原来40%的占比降到大约25% 。
第三个变化是城市化的成本变化。此前中国城市化低成本的原因是土地是低价的，现在土地城市化的成本在大幅上升，主要原因在于征地拆迁的成本上升，这导致地方政府土地的净收益下降。 2008年以后，地方政府土地抵押的面积和金额是在不断上升，这带来的是土地偿债能力下降， 2010-2015年，中国地方政府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偿还的债务平均占比40%左右，也就是说政府有高额的债务风险，名义杠杆率在0.5-0.6之间，真实杠杆率是1.5-2 ，大部分中西部省份的真实杠杆率已经大于2 。
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刘守英表示，高质量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告别过去的高经济增长，来转向高经济绩效。原来大家比较重视经济向上的部分，增长越多越好，而从历史的比较研究来讲，经济向下的部分波动幅度小也很重要，也就是经济收缩的部分越小越好。发达国家的成功不是因为它的增长率高，主要是经济收缩的频率和幅度在不断减少。所以，中国经济转向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在经济减速的过程中提高经济绩效，降低收缩率。
其次，目前中国的基本格局已经处于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变的过程中，农民与土地、乡村的黏度在下降，中国不能只有城市化，还有乡村，因此城市和乡村一定要融合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