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不慌|危机不慌｜危机管理的现实境界是“无咎”( 三 ) |鲍勇剑|无咎|

第七是“反馈难” 。许多危机的反馈周期很长，有的甚至要经历几代人。长周期反馈现象让人们产生认知的盲点，忽视问题的严重性。例如，人工智能对社会心理、文化的影响，对人的认知习惯和习性的影响。它的反馈周期是生物进化的时刻单位。待到看见反馈的效果时，行动已经难以奏效。又如，英国退欧对欧洲地缘政治的影响。我们至少要等10年才能看到明显的冲击。但是，政治人物以4-5年一次的选举周期为单位计算自己的政治得失。长周期反馈难是危机被刻意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八是“了断难” 。如果危机管理的目标是彻底解决问题，那是无法实现的追求。洛杉矶、旧金山等大城市都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们成为各方面关心的社会问题。几十年来，各种各样的政策和措施都试验过。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管理者可以说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造成流浪的因素很多。有些是经济问题，有些是个人心理因素，甚至有个人选择的成分。一个城市的解决方案也是一圈稀疏的篱笆，无法与其他地区完全隔离。由此，城市流浪人士问题始终会存在。
不是每一个危机都同时具备上面分析的八种状态特征。但即便是几种，它们已经让危机现象足够“刁怪” 。从社会复杂系统的角度看待危机，我们就要做好思想准备，要认识到它往往是一堆问题交织在一起。对于它的解决成效，评判的标准不止一条，可能是一串。
因此，管理者要有下面的“问题情境观”：作为一个社会动态复杂现象，没有问题是不可能的。怎样避免凶险的问题是我们起始的动机。彻底隔离、断绝问题，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够做的，是让凶险的问题向平衡的问题转移。如果我们能够将平衡的问题保持在一定范围内，那么，我们也就达到“过由自取，无所怨咎”的境界了。在事物的五种状态中， “吉”是理想状态，是常态管理的优化目标。不过，对于危机管理， “无咎”才是可以达到的现实境界。
因为对危机问题的新认识，丹麦政府推动不一样的公共政策。 2017年，我访问丹麦的一个公共政策智库“思维实验室”（MindLab），发现他们重新审视一系列针对社会危机的公共政策。其中，他们修改了评判社会危机管理的标准。他们发现，大多数社会问题不是市场机制可以解决的。或者说，大多数能够让顾客满意的产品和服务都已经市场化了。政府往往要面对有上述特征的刁怪问题。因此，公共政策的目标不应该是持续提高市民的满意度。那是适合市场机制的标准。许多公共政策的目标应该是“持续降低市民的不满意程度” 。一念一世界。当认知改变后，他们发现，危机管理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