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乱了。”黄红霞嘟哝着,她在罗淑媛之前来服装厂,同样成为了新厂长。黄红霞正在缝制样衣,缝纫机似乎出了些问题,针脚正平稳地出现,机器却突然停下来,抬头一看,机器上的线乱成一团。
黄红霞耐心地把它捋顺。很年轻时,黄红霞就去往武汉市区做服装工作,到现在超过二十年了。她也曾去过更远的地方,但具体是哪里,她不愿意说。
黄红霞躲避谈起过去的事,但不否认在外工作是她之前的人生轨迹,直到三十岁出头时意外怀上第二个孩子,她回家了。
黄红霞在武汉市区认识了丈夫,同样是王家河街道的人。大女儿出生后,黄红霞带在身边两年,然后把她送到长辈家,又很快找到了新的工作。但小儿子出生时,长辈已经老了,不再有精力帮黄红霞带孩子,她只好独自重返家乡。
被问到“有没有计划过在武汉市区定居”时,黄红霞顿住了,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房价真高,生活成本也高。好不容易攒了钱,生了第二个孩子以后又没啦……”
一抬头的目光
黄陂区原本是县级市,现在是武汉市的远城区。要从王家河街道去往黄陂区中心,几乎叫不到车,只能乘坐超过半小时一趟的公交车,末班车得赶在下午五点半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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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厂的布料堆暂时成了孩子的乐园。
厂里的可供孩子们玩的场所不多,服装厂的机器和布料成了乐园,孩子们在其间穿行着。房间一角摆着将近五米长的桌子,这里同时是会议室和样衣裁剪处,地上满是剪碎的布料,无意中铺成了软和的地毯。桌子可以承受一个人的重量,有人蹲在上面剪裁,身边一臂不到的距离,丢着一本字帖。一个女孩自言自语:“我今天练字练够了。”她放下字帖,开始和旁边的男孩游戏。
雨后,室外的空气略带潮湿,服装厂四周都是郁郁葱葱的灌木和树木。转眼,刚才还在和妈妈说话的孩子不见了,粉色纱裙消失于一片绿色中,能听到窃窃的交谈和嬉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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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累的孩子玩起了手机。
只有在休息室里,孩子们最安静。大红色的“家和万事兴”海报占了大半个墙壁,这里一边是仓库,一边架子上放满了成捆的布料。十几捆布料堆在地上,远远看上去像充气的塑料游泳池。玩累了的孩子躺在上面,插着充电器看起手机。伴随着短视频的声音,他们几乎静止了,像是电量耗尽后给自己“充电”。
工作中的妈妈们基本不会主动关注孩子,一抬头,往往彼此就在眼前。这道目光,成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也包含着不同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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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妈们一抬头,孩子往往彼此就在眼前
重返家乡的黄红霞希望大女儿不要跑得太远、太折腾,“她去了武汉市区读大学。还好是武汉,我不希望她去到外地读书,到时候又谈个外地的朋友。”但她为大女儿能考入重点中学,又考入了大学骄傲。
罗淑媛则给女儿报了舞蹈兴趣班,“没有想得很长远,但是既然孩子有兴趣,就让她去试试。”
共同点在于,她们都相信,在服装厂之外,孩子的未来,比她们有着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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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里的宝妈们。
采访人员手记
解开单选题
“可以拿回来做吗?”“时间对得上幼儿园的时间不?”“地址在哪里,还招人不?”
在“加十分服饰”抖音账号的评论里,现在仍有宝妈留言询问。向京艳说,服装厂走红后,一大变化就是来找工作的人变多了,不再局限于黄陂区,远在安徽的宝妈也来了。如今,“加十分服饰”三个工厂招收了近两百名宝妈员工。
如何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平衡?离开村镇外出务工的女性似乎总是在二选一:是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还是自己回到老家,成为全职宝妈。
把孩子带在身边外出打拼,这个选项被几位宝妈员工否决了,理由各色:加班太严重,没有时间;生活成本太高,没法负担。
而重回老家,又面临着没有工作岗位的问题。“在市区的时候,工作辞了也就辞了,总还能找到别的。”一位宝妈回忆,自己辞职生育大宝时,并没有寻找工作的困扰。
她们最终做出了回家的选择。有的是因为不再有家庭帮助:长辈老了,不能帮忙带孩子;有的则是不忍心:过去经历了和孩子分开,受不了孩子流露出的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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