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为什么中国制造“可以被模仿，但很难被超越”？( 二 ) |老年|超越|

企业家的“野蛮生长”
泰兴市（1992年之前叫泰兴县）是江苏省中部泰州市下辖的县级市，号称“木匠之乡” ，历史上当地人就有学木匠手艺外出务工的传统。 20世纪初，一些泰兴木匠就在上海学习制作小提琴， 1968年，原本以烧窑为主的溪桥公社综合厂成立了一个乐器组。两年后，乐器组已发展到20多人，年产值达到3万元。世界提琴之都的胚芽就在这个砖窑厂里萌发了。
1971年，乐器组从砖窑厂里独立出来，正式挂牌成为泰兴县溪桥公社乐器厂（下简称“溪桥乐器厂”），但主要业务仍然是给上海提琴厂做配件。厂里的师傅们很不甘心，总想做一把整琴出来，手巧的他们便利用次品料做出了一把完整的小提琴。不过行家一眼就能看出来，由于原料太差，这把提琴的质量非常低劣。
此时，一位顶尖高手来到了厂里，那就是何彬。
1973年下半年，苏州举办了一场全国性的提琴制作比赛，何彬便拿着溪桥乐器厂用次品料做出的那把提琴来到赛场。经过他精心调试的这把次品料琴，一经试奏，技惊四座，引起了轰动。此前寂寂无名的溪桥乐器厂也随之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乐器厂终于获得了生产整琴的资格，还有了属于自己的提琴品牌——向阳牌。
然而，耀眼的火花是短暂的。 1978年，何彬离开泰兴，任上海民族乐团团长，不再与溪桥乐器厂有直接关联。而此时工厂的运转举步维艰，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生产提琴的技术，毕竟老师傅们的手艺没得说。问题在于，工厂的管理一塌糊涂。
溪桥乐器厂虽然有过高光时刻，但那时太依赖于何彬的个人能力，从根本上来说，它还是个乡镇企业。工厂就建在村里，厂里的员工实际都是农民，只不过获得了一个工人的身份，但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厂里出了问题，最常见的解决方式就是打架，甚至工人打厂长都不是新鲜事。方圆10公里内就没人愿意去乐器厂当厂长，勉为其难上任的厂长基本上都干不到一年。
即便如此，在计划经济时代，曾经的高光时刻也足以让溪桥乐器厂活下去。可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市场调节的作用逐渐受到重视。 1980年2月7日《****》发表评论《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强调：社队企业要发展，就必须在生产和经营上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
这样看来，溪桥乐器厂注定是会被淘汰的。除非，能有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出现，挽狂澜于既倒，把它改造成一个真正的现代企业。
这个真正的企业家居然真就出现了，他叫李书。
李书一上任就打破了工厂持续多年的铁饭碗模式，还迅速整治了工厂混乱多年的秩序，但这只是满足了让工厂活下去的一个基础前提。在他刚接手溪桥乐器厂的时候，厂里的总资产是17.8万元，可是光是欠银行的贷款就有54万元，外面欠的材料款有23万元，内部还欠着工人8个月工资——工厂完全资不抵债。李书在把工厂秩序稳定下来后，最先想到的还是去上海提琴厂找订单，可是乐器厂已经困窘到连李书去上海的10元路费都拿不出来，他只好回家背了一筐鸡蛋和数十斤小麦到镇上卖掉，勉强凑出了往返上海的路费，拿回了订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