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这个大会，报纸上“没有一点报道”，却为何改变了中国命运？( 二 ) 厚重的文物库房门被推开

这些知识分子脱下长衫，换上短装，开始有意识地在工人群体中宣传马克思主义。面对码头工人，陈独秀发表《劳动者底觉悟》演说， “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并主持创办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劳动界》。李汉俊等人深入工人队伍中宣传，先后发起成立上海机器工会、上海印刷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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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李汉俊负责编辑的《劳动界》
当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与代表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结合时，一股伟力喷涌而出。当时进步期刊《共产党》如此评价兴起的工人运动：“最近两三月间，上海劳动界反抗资本家的空气愈益紧张，工人自动的组织工会，创办劳动学校，都是很好的现象。 ”它还作出乐观判断：“照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五年，上海劳动界，必定能够演出惊天动地打倒资本制度的事业来的。 ”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的确是一个颇具先见的判断——时代巨幕已然拉开，火种开始点亮舞台。
“弄堂里的火种”
老渔阳里2号发出的一封封“邀请函” ，酝酿着一个大事变。李大钊信心满满：“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
穿过茂密的法国梧桐，石库门房舍成排出现。走进南昌路100弄2号（原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逼仄的天井，抬头看，二楼一扇漆红木窗恰开着，雕花窗楣边静摆着一张空无一物的旧式书桌。
时间拨回到100年前的那个夏天。这张漆黑的小木桌上堆满了各类待校编的文章，伏案的陈独秀正忙着为即将下印的《新青年》杂志做最后的校改工作。如今，在旧址一楼的大厅里，还悬挂着一块小黑板，上有粉笔写就的一行繁体小字：“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 ”当年盛况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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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的小黑板上，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
【百年前这个大会，报纸上“没有一点报道”，却为何改变了中国命运？】彼时，另一重“盛况”——1917年十月革命的余波仍在中国社会震荡发酵。正如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所说：“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 ”1920年5月，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上海，向陈独秀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建议。
道路尚未完全清晰，真理却越辩越明。陈望道回忆：“越谈越觉得要根本改造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