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善用政治表演术( 二 ) 历史|政治|真实|刘备|表演|诸葛

文章插图
而以这种强烈反差为切入点，我们同时可以看出诸葛亮在其早年已显出不凡的政治才能：在汉末的乱世，没有任何人能预言天下将归属何人。投身任何一个军阀集团，都同时面临着成王成寇的双重命运。于是很多人便随意地将自己的命运付之于未知的筹码，其原因可能是知遇之恩，可能是正义感使然，可能是利益的权衡，甚至可能是某种惯性作用。而诸葛亮是不会把自己的政治前途轻易地交给任何人，他天才地选择了刘备，迈出了“光昭将来刊载不朽”的第一步。其所做所为出于以极其天才的考虑：看中刘备可靠的政治旗帜。拒抗住了一时名利的诱惑，投身前景并不光明的刘备，这说明诸葛亮比别人有远见，他追求的不是一生一世的功名显赫，更不是所从属政治集团的整体“事业”，而是“光昭将来，刊载不朽”万世美名。这种选择方式，如不加以分析，很容易为他的“表演”所迷惑，以为是一种“汉祚”的大公无私，实际上，这才是貌似大公的大私，远比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自私”更加“自私”。同时，他也看中了刘备人才匮乏的现状将给自己提供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对待东吴的拉拢，他巧妙地回答：“孙将军可谓人物，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尽亮，吾是以不留。”这几句巧妙的对答，加上以《三国演义》为标志的三国俗文化给人们造成的神化诸葛亮的思维定势，使人们往往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孙权器量小，所以不能充分发挥诸葛亮的才能。这种论断显然是幼稚且无意义的。孙吴不能“尽亮”真正原因，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好位子都叫别人占了”。面对更为人才充盈的曹魏，诸葛亮则更是“立场坚定”。入蜀后，他曾为投魏的好友徐庶和石韬叹息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一生一世具备一种表演紧张的诸葛亮，偶然有这么一个间隙“真情”流露，便立刻暴露了自己“宁为鸡首，无为牛后。”的真实思想。他为早年好友的“不见用”而遗憾，这种感情应该是真实的。但显然他更多地是庆幸，自己没有“伦落”到一个“多士”的势力集团，因而成为一个三等帝国的一支独秀。看到诸葛亮这一瞬息的真情流露，不仕吴的问题还需要更多解释吗？

文章插图
（二）“严法”的背后曾有人根据三国志上关于诸葛亮“严法”的记载，断定诸葛亮“以法治国”，蜀汉是“法治化国家”。这显然是象牙塔中的书生之论。“法治”是近代资本的产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在毫无法治传统的中国，不论“严治”还是“宽治”都永远是地主阶级的政治斗争策略。“宽治”则是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集团收买另一个地主阶级集团的法宝，而“严治”作为一个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集团用来打击另一个地主阶级集团的工具，是掌握政权的政客打击其它政客的工具。诸葛亮的“以严治蜀”也是同样，它是诸葛亮用来打击益州土著集团，维护荆州集团统治权的工具，是用来打击持有不同政见者，维持诸葛亮一手遮天专权统治的工具。诸葛亮的“严法”恰恰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擅权心烈的诸葛亮，不仅大权独揽，连小权都不肯松手，仗责五十以上都有亲自过问，他绝对不允许朝臣们对自己稍有不顺从。通过其绝妙的政治表演术，诸葛亮不仅排除了异已，而且为自己邀买来“刑法虽峻而无怨者”的美名。人们为了论证这一点，常常以诸葛亮的几个主要政敌的被废为例，如廖立、李严之被黜，习凿齿称之为“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蜀国官修历史的缝隙，看到诸葛亮如何把自己化装成“水镜”的。首先是李严。李严最终的失败，是自己运粮不济，派人假传圣命，让诸葛亮退兵，而自己又装不知道这件事，最后诸葛亮拿出前后书信，李严只能认栽。从这一件事看，似乎李严罪当不赦，诸葛亮明镜高悬，对犯法高官毫不留情。但从史料上一个个细节来分析，诸葛亮就再也演饰不了他一开始便对李严所抱有强烈的忌恨之心：如李严被黜是建兴九年，在此之前的建兴五年，李严还是位置仅次于诸葛亮的顾命大臣，而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赞扬了一大群朝臣，而对李严这位地位仅此于他的重臣却只字未提。看来《前出师表》真是诸葛亮的“心声”！再会表演的人，也总会有一时放松，吐露心声，这使我们得以窥见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