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遇专制，俱为奴才慢读时间李鸿章大才

慢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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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大才，然何其不幸，为政于中国之地，其乃绝对专制之地，故而有才而化无才，且举国人才，一遇专制，俱为奴才。一支由奴才组成的军队，绝不可能战胜一支由自由人组成的军队；一个由奴才组成的国家，绝不可能超越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国家。
一遇专制，俱为奴才作者丨羽戈转自丨公众号“羽戈1982”ID丨yuge20040712图片丨源自网络
梁启超《李鸿章传》写到结尾，将传主与古今中西人物对比，其中一个参照系，即与李鸿章同时代的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其评语仅一段，言简意深，鞭辟入里，堪称至论：
李鸿章与日相伊藤，中日战役之两雄也。以败论，自当右伊而左李，虽然，伊非李之匹也。日人常评伊藤为际遇最好之人，其言盖当。彼当日本维新之初，本未尝有大功，其栉风沐雨之阅历，既输一筹，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这段话在电视剧《走向共和》当中，曾经现身，不过被改头换面。
话说1906年初，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等大清官员在日本考察宪政，拜谒伊藤博文。伊藤从老同学严复——事实上二人并非同学——的遭遇说起，最后谈到了李鸿章。他拿起一本书念道：“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成败而论，自是伊藤胜于李鸿章，然以个人而论，李鸿章优于伊藤博文甚也。 ”顿了一顿，他告诉载泽等人，此书作者正是贵国满世界通缉的政治要犯梁启超，高才高论，洞若观火，其高论恰在“假如二人易地而处”八个字。
【一遇专制，俱为奴才】“伊藤不才，然何其幸哉，能驻足日本之地，此乃立宪国之地，且举国人才辈出；李鸿章大才，然何其不幸，为政于中国之地，其乃绝对专制之地，故而有才而化无才，且举国人才，一遇专制，俱为奴才。 ”最后他大发感慨，热泪盈眶：“李中堂若读得此论，当含笑冥府；而竟以有才败于无才，岂非又死不瞑目？”
不得不承认，改编的台词，半文半白，朗朗上口，并不逊色于梁启超原著，尤其“举国人才，一遇专制，俱为奴才”一语，将问题上升于制度层面，则比梁启超高明一档。梁启超的着眼点，犹在国运，殊不知国运的要义，一是人，二是制度，李鸿章之才既然胜于伊藤博文——当然这个判断未必站得住脚，以雄才与大略而论，李鸿章胜在雄才，伊藤博文胜在大略，二人各有所长——中国却惨败于日本，原因只可能出在落后的制度身上。说白了，不须等到日俄战争，甲午战争已经可视为立宪与专制两种政体之战，已经证成了“立宪必胜，专制必败”的时代公理。
《李鸿章传》引西人之言云：“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 ”可惜后面的诠释，不尽属实，如称“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 ，这显然在抹黑大清，当时各省出钱出兵，不在少数，只是有心无力，不堪一战。不过，如果就制度之争而论，我则无比同意西人之论：日本举国立宪，中国距离立宪最近的只有李鸿章等寥寥数人，他们推动中国前行的同时，几乎举国（无论庙堂还是民间，无论清流还是民意）都在拖后腿。
两国作战，以现代战争的标尺衡量，一方是一个国家，一方至多一个加强排，战火尚未点燃，胜负已经分明。这正应了梁启超的话：“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有丝毫不能假借者焉。无论政治学术商务，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 ”
立宪与专制之战，前者并非必胜，然而若论胜率，自然以前者为大，高达十之八九。这背后最重要的因素，则在人力或人才。专制国家，不能说没有人才，只是其对人才的摧残，远过于对人才的生产。立宪国家，恰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