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高于|道德至上，两个王朝的覆灭朋党|宋仁宗|王朝|至上|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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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从来不乏站在评判者的角度，热衷于对他人进行道德评论乃至道德审判的人。在互联网时代，这些人扛起了所有舆论焦点事件中的道德大旗。现实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公德私德混为一谈。任何事情都要在道德角度进行审判。关键的一点是，所有的道德审判，都没有有效地提升全民道德水平。众所周知，中国社会在金钱至上的观念引领下道德滑坡多年。令人惊讶的是，道德滑坡这么久，互联网上高举道德大旗的斗士从未减少。这些热衷于在任何事件中都高举道德大旗，对别人进行道德审判的人，可以称之为道德的坚定捍卫者，俗称卫道士。他们捍卫道德的态度，令人肃然起敬。这些人在修为角度，距离圣人只有一步之遥，这一步就是日三省乎己。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三省，一是修己，一是对人。圣人修身，何时曾把道德大旗举出来砸向别人？道德审判最容易实现的风骚操作就是集体审判别人，最艰难的应对局面就是审判自己或者自己被审判。毫无疑问的说，义愤填膺批判别人说谎、道德有瑕疵的人，自己未必能够数的清一生说过多少谎言。道德至上，道德审判，我们从不陌生，两个王朝的背影依然没有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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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德中国两千年来封建体制走到最后衰亡的核心症结就是道德代替了法制。中国历史上最崇尚道德标杆的朝代是宋朝和明朝。道德的旗帜在宋朝开始高举，到明朝发扬光大。中国社会的秩序，建立在道德至上的前提下。在很多重大场合，重大事件中，道德高于法律，道德高于利益，道德高于生命，这就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历史。在道德大旗的引领下，明清两代整个社会呈现两面性，公共道德领域将道德大旗树的高高在上，私人德行领域都在掩饰隐藏却从未放弃个人私欲。北宋时期，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庆历四年，宋仁宗问几位宰相：自古以来都是小人结为朋党，也有君子结党的吗？范仲淹答：君子、小人各有其党。如果结成朋党做好事，对国家有什么坏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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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宋仁宗看来，既是朋党，总难免有小人之嫌。因为圣人说过：“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欧阳修写《朋党论》，自认是朋党，并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公开把官员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对立方借题发挥有意引申此文的结论：凡主张改革、拥护新政的人，全是朋党。这种猪一般的操作，直接导致宋仁宗对庆历新政不满，最终变法失败，范仲淹被贬出京。无论何人，一旦被指为朋党，不仅意味着政治生命的完结，而且也会在道义上背上恶名。以“朋党”之名攻击政敌，历来是官僚政治集团斗争的一件可怕武器。从此，北宋朝堂开始用君子、小人的大帽子互相攻击，导致朝争不断，对外羸弱不堪，连续在西夏战场被歼灭多次。从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开始，北宋朝臣陆续以是否支持变法而分为新党和旧党，个人命运与党争完全相联。到了宋哲宗元佑元年，司马光为相，废除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新法，恢复旧制。到绍圣元年章惇为相，重推王安石变法，斥司马光为奸党，贬逐出朝。时间过得飞快，宋徽宗时期，奸相蔡京独专朝政，给反对他的司马光、苏轼等三百零九人扣上元佑奸党的帽子，在德殿门外树立党人碑，上面刻写三百零九个党人恶名，昭示全国。奸党官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远地。此时的北宋朝廷，根本不知道距离灭亡之日已经很近了！北宋后期就是这样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恶性循环，新党上台旧党贬斥，旧党上台新党贬斥，最后蔡京上台，直接不分旧党新党，所有的反对派都是奸党。满朝留下的都是蔡京一党。北宋就是在君子、小人的争论中，一步一步，走到了国家灭亡的悲剧结局。正是这些高喊君子小人的文人官僚集团，以道德正义之名操纵权力斗争，将国家前途命运全部毁灭。亡国后，大批高喊仁义道德的文人朝臣投降金人苟且偷生。南宋权奸秦桧，生前也是道德文章做的花团锦绣，权势熏天手握道德正义的解释权，直接将岳飞害死。历史的事实证明，最擅长高举道德大棒的卫道士们的节操，一文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