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古罗马的瘟疫之殇与希望之光瘟疫|阿波罗|希望之光|罗马|安

作者：姬庆红（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瘟疫犹如“行走的生化武器”，与人类文明如影随形。古罗马世界也同样遭受了不绝于书的瘟疫之殇。经检索可知，从帝国初期的李维到6世纪的普罗柯比等近70位作家，记录了130余次罗马人关于瘟疫的痛苦记忆。这些记述大多简短，很少详细说明瘟疫的特征、范围、后果及应对；加之古典作家并没有细菌、病毒的概念，无法对多次传染病的病原体做出区分，通常把多数难以治愈、致命性强的流行病统称为瘟疫（“loimoi”或“lues”，意为“死亡率高”），这给后世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
随着近年来环境史、疾病史研究的兴起以及新近环境考古分子技术的运用，关于古罗马的瘟疫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以邓肯·琼斯为代表的学者们发现，疟疾在罗马和意大利地区多次暴发，甚至长期成为罗马人的头号杀手。更为重要的发现是，罗马帝国时期还暴发过三场世界性的大瘟疫，它们分别是：极可能是天花的安东尼瘟疫（165-180年）、很可能是线状病毒出血热的西普里安瘟疫（251-270年）和地中海世界的首次黑死病—查士丁尼瘟疫（541-5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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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法国画家尼古拉斯·普桑的名作《阿什杜德的瘟疫》,反映了安东尼大帝执政时期突然暴发的瘟疫。资料图片
古罗马时期为什么会暴发多次大规模瘟疫呢？美国学者凯尔·哈珀认为，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50年是“罗马最优气候期”。这一时期气候温暖、湿润，适于扩大生产和建设。罗马人滥伐森林、开荒垦地，加大粮食生产；扩建城市，容纳聚集人口；修路挖渠，改道河流、开埠通商等改变地形地貌的活动，使生态系统变得脆弱不堪。加之世界性海陆商贸体系网的逐步建立，使得疾病和商品一同流通，形成了麦克尼尔所说的“文明化疾病池的汇聚”。至公元2世纪中期，地中海地区进入“小冰河期”，气候变得寒冷、干燥，人类继续破坏自然的行为超过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因而出现了干旱、饥荒、传染病和战争等轮番上演的局面。尤其是，来自外部的致命病原体让缺乏免疫力的罗马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些大瘟疫“就像火焰一样”在帝国各省蔓延，很多人悲惨地死去。因古代文献缺乏与表述模糊，我们很难获得每次瘟疫期间受难人口的精确数据。据研究，源自帕提亚的安东尼瘟疫导致帝国人口死亡率约为22%-24%（1650万-1800万）；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普里安瘟疫使亚历山大里亚人口从约50万锐减到19万；从埃及传入的查士丁尼瘟疫则造成帝国至少有1/3的人口死亡。瘟疫期间，整个社会处于混乱和失序状态，人间悲苦难以名状。有人因极度恐惧而四处逃散，不顾亲友；有人失去理智，疯狂寻找“肇事者”，追寻瘟疫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