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古罗马的瘟疫之殇与希望之光( 二 ) 瘟疫|阿波罗|希望之光|罗马|安

在盛行神灵崇拜的罗马社会，宗教首先需要对之做出回应。然而，祭司们通常的解释是，瘟疫是神对人类恶行的惩罚（即天谴论），解决方法是平息神怒。此时，既能制造瘟疫也能治愈瘟疫的阿波罗最受欢迎。在安东尼瘟疫和西普里安瘟疫期间，整个帝国社会转向了古老的阿波罗崇拜。据考古发现，一些行省竖起手持弓箭“抵挡邪恶的阿波罗”神像，很多金币上也铸有“治愈者阿波罗”的形象，以及各种刻有阿波罗神谕的石碑、护身符等。多神信仰在应对瘟疫时并未起到有效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基督教的兴起提供了契机。基督教同样把瘟疫的暴发归因于威严上帝对人类作恶的降罪。首任教皇格列高利一世为此还精心组织祈求上帝宽恕和庇佑的大型祈祷仪式，这种做法很快传遍欧洲。
在求神无果后，医学又无法做出有效解释的社会很容易把突然暴发的瘟疫归咎于人祸。文献资料表明，罗马人对瘟疫“人祸”的追责是极具戏剧性的，其中既有对女性和囚犯等弱势群体的污化，也有政治抹黑事件，还有宗教迫害等。李维提到公元前329年的罗马瘟疫时记述了所谓“主妇投毒”事件，“投毒”的这位主妇被当众处决。图密善时期的罗马瘟疫被归咎于罪犯用毒针袭击民众。官方对安东尼瘟疫的说法是，反叛的叙利亚将军阿维狄乌斯洗劫塞琉西亚的“长发阿波罗”圣所而招致阿波罗的报复。关于西普里安瘟疫的说辞，德西乌斯皇帝谴责基督徒因拒绝参加国家献祭，招致众神降罪，于是首次开动国家机器镇压基督教徒；在这次迫害中，殉教的西普里安教父等人则认为瘟疫是上帝对当局迫害基督徒的惩罚。显而易见，这些为寻找替罪羊，不同群体间相互攻讦、施暴的做法，只能暂时转移民众视线，不但于消除瘟疫无益，而且会加重疫情。
除了上述非理性的解释和追责外，罗马各阶层也尽力采取各种应急措施，以维持社会的基本运转，如安葬亡者、救助生者、灾后重建等。尽管相关文献资料仅零星留存，却也闪耀着罗马人在面对可怕的瘟疫时所表现出的责任、怜悯和不屈等人性的光辉。
瘟疫期间，当务之急是要防止疾病进一步扩散，处理带有病源的尸体。皇帝马可·奥利略颁布了严格的殡葬法令，规定包括贵族在内的所有市民禁止在罗马城内埋葬尸体，必须运到城外焚化后埋葬。为此，政府安排四轮或两轮马车把城里尸体运到城外集中安葬。考古学家在古底比斯发现了瘟疫期间集体焚尸的墓地（埋有1330具尸体）和用石灰水大面积消毒的痕迹。马可·奥利略还为不幸丧生的德高望重的贵族塑像，为底层死者举行集体葬礼。皇帝加卢斯和沃卢西亚努斯为所有贫穷的死者安排了体面的葬礼。查士丁尼命令其秘书狄奥多罗斯负责疫情下的尸体处理。后者重金雇佣健康平民将无人认领的尸体运至城外深埋，甚至命人在城外高山上挖掘了可放置七千多具尸体的坟墓。当政者的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控制了疾病的扩散，也赢得了民众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