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已去，生者尚需救助。首先是赈灾救困，治病救人。马可·奥利略曾在瘟疫期间为市民分发粮食和救助金。查士丁尼皇帝曾出动军队维持开仓赈济饥民和发放救济金的秩序，还把剧院和赛马场设为临时医院和避难场所。教会早期的医院和慈善机构也承受着护理和救助受难民众的巨大压力。普罗柯比曾说，“照顾和治疗病人的那些人则感到持续的疲惫不堪，感染死亡者很多……所有人对他们的同情不亚于对患者的同情”。
面对未知又致命的瘟疫，罗马医生虽然束手无策，仍无畏地探索病因和救治病患。医学家盖伦提出了瘟疫是由瘴气中的“疾病种子”感染易感人群的理论，为19世纪细菌论的出现提供了理论支持。作为瘟疫的亲历者，他声称治愈了无数患者，并将基本符合天花病毒特征的临床观察记录在《医学方法》中。书中还介绍了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通过点燃带有香味的大火堆驱除瘟疫的方法。君士坦丁堡的医生为查明病灶而冲破宗教阻力解剖尸体，结果在腹股沟发现一种痈疽，即腺鼠疫的典型症状。而且，他们都主张对病患进行基本护理与生活照料。医学研究表明，即便没有药物，这些帮助也至少能减少2/3以上的死亡率。
当疫情缓解或过去后，灾后重建成为社会继续运转的关键。由于瘟疫造成雅典等多个城市的司法系统瘫痪，马可·奥利略曾写信要求当地人放宽最高法官候选人的资格限制。为应对士兵大量死亡和北部蛮族伺机入侵的危机，他拍卖皇室珠宝，出资训练奴隶、征召角斗士和武装强盗等，以补充兵源。面对城乡物价飞涨、陷入瘫痪的窘状，查士丁尼出台遏制物价的政策，并规定建筑工人、农民的工资不得超过平时的水平。为恢复农业生产，他还颁行了一项重新分配荒地的法律。上述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首都等地的困境，使社会得以维持基本的运转。
要言之，罗马人在多次肆虐的瘟疫面前，既有在神谴论认知下的非理性追责现象，又有朴素科学认识下的努力应对。无论如何，这正是罗马人面对恶魔般瘟疫所表现出的直面残酷现实而不屈服的“西西弗斯”精神。这种不懈的探索与抗争，也为后世的医学进步提供了理论知识和实践得失，增强了人们直面瘟疫的信心与希望。
《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26日 14版）
【 古罗马|古罗马的瘟疫之殇与希望之光】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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