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爱新觉罗氏简史：从崛起长白山，到最终走向消亡( 四 ) 简史|长白山|崛起|爱新觉罗|消

在政治上，清朝前期对皇族成员限制严格，不允许他们干政，即所谓“不锡土，而其封号但予嘉名，不加郡国”的政策。也就是不赐予实际封地，只予高爵厚禄，以防出现诸藩割据一方、尾大不掉的局面。诸皇子分府后，当然无郡国可就，只在京师建邸而居。清廷并不以此为满足，还制定了一系列“毋许”的条例限制王公贵族的行动自由。
如“王公毋许游观禁地”，“王公家中毋许容留匪人”，“王公毋许与外人交接请托”，“王公宗室训课子弟应延请正人”，“王公毋许与内廷太监往来”，“王公毋许滥收太监”，“王公毋许遣太监出口”，“王公毋许僭用越分之物”，“藩封府第不应有外旗谙达”，“诸王毋许与朝臣交往”，“王等毋许接收嘱托名条”等等。这许多个“毋许”，将王公置于动辄获咎的尴尬境地。
一直到雍正帝即位，创立军机处，从怡亲王允祥开始，到后来的恭亲王奕、醇亲王载淳、庆亲王奕劻等，诸王先后担任领班军机大臣而秉持大权。但是在皇权威慑下，可以说从未有过亲王专权、擅权、乱权的现象。可是到第二代醇亲王载沣担任幼帝溥仪“摄政王”以后，却一意孤行，偏要将已经相对分散的中央和地方大权，集中到以自己为首的几个亲贵手中，而这些亲贵除了血统高贵外，多为纨绔子弟，毫无施政经验，最后落到天怨人怒的地步，以至于王朝灭亡。
必须澄清的一点，清朝皇帝对王公贵族严格约束，只是不允许他们干政，在物质待遇上则一向是务求其优。这些王公贵族被集中豢养在京城，享受种种特权，终日笙歌燕舞，锦衣玉食，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一代又一代，除了耽于享乐、不思进取外，一辈子浑浑噩噩，不识人间烟火，也不关心民间疾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同时，也就蜕变为社会寄生阶层。清朝末年，在京城的皇族成员已近5万人，如果将他们的妻妾计算在内，总人数约有7万。如此众多的人口都需要国家“恩养”，日益成为全社会的沉重负担。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不论清朝在制度建设上如何努力，在专制制度下都无法解决因权力来自皇权所酿成的弊端。换句话说，制度建设的出发点既然是为了维护特殊集团利益，也就无法遏止以权谋私、贪腐现象的蔓延。
其结果，不论如何努力去“亡羊补牢”，漏洞依旧越来越大。而集团攫取的权力、金钱、美色，最终在社会动荡或巨变中失去。这是爱新觉罗皇族留给后世的一个沉重教训，也是中国历代王朝都无法摆脱的一个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