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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周朝之时诸侯主要是通过提供土地生产资料（井田制）来获取这种统治的合法性。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开垦新田的难度降低，因此人口开始逐渐自中心区外扩，并迫使诸侯建立地方政府来管理这些民众、榨取其剩余产品，同时向其提供其他的公共品——即人身、私产保护以及司法仲裁，以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中国古代王朝有着更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但也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随着统一王朝的建立，对于安全维护的责任落在了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头上，他们建立的军队时常需要去抗击边疆民族的袭击并剿灭地方窜流的土匪，而这也成为其合法性基础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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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欧洲在国家组织形式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资源动员能力也天差地别。中国自秦以后实行中央集权，国家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动员资源，但欧洲的贵族庄园治领很小，能够动员的军事、经济资源非常少，资源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逐渐分散于数百个政治实体之中。尽管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联盟，但由于不同政治实体之间依然存在着隔阂，很难把利益完全捆绑在一起，在一部分敏感问题上尤其如此，而这种外部性的存在也导致了资源整合的困难。政权的对外扩张是另一个方面。中国的劳苦大众虽然也会受到地方乡绅及统治者的剥削，但大部分时间里依然能够生存在一个统一并且相对安稳的环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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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制”下，平民为诸侯卿大夫耕作公田，来换取对私田的使用权力由于生产力进步缓慢而耕地面积有限，人口的持续增长带来了经济学上所谓人力资本投入的边际产出递减，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增长，最终导致了人均占有的生产资料及食物减少。为了避免马尔萨斯陷阱的出现，欧洲的统治者对外发动侵略战争，1500年以后欧洲大陆战事不断，500余个政治实体至1900年左右仅剩下了20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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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欧洲各国的皇室而言，战争的胜利却并不一定是美好的，有时扩张并非是统治者自身的愿望，而是在外部整体的战争压力以及内部的人口压力下的必然选择。然而，他们很难动员地方上的资源，即使征调其余贵族前往前线作战，但他们仍需要负担很大一部分的开支。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不得已变卖土地、资产，甚至向商人与银行借贷来完成战争款项的筹集。正是因此，欧洲的许多土地都流入了教会、商人的手中，反而是皇室负债累累，也被迫执行起了政治改革，放弃其绝对统治权。即便如此，国家依然未能支撑起庞大的军事开支，最终甚至向一般市民发放国债来筹集财政用度，以未来的战争收益、财政收入或皇室信誉作为抵押向市民进行借贷，偿本付息。（理查德·邦尼《欧洲财政国家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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