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古代也有小长假吗( 五 ) 时间表|假日|官员|官署|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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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和道士的作息时间表比较严格，原因是他们具有自治团体的性质。僧侣每年的时间表中最引人注意的项目是源于印度的“夏安居”。从四月十五日到七月十五日，僧侣必须留在他们自己的寺院里。对这个要求的解释是：在夏天的几个月里，行脚僧会遭受豪雨之苦，或者他们会不知不觉地犯下杀生的罪恶。前者的确是在印度比中国容易发生，后者也有这种可能。但是这个规定却在中国实行了好几个世纪，特别是在唐、宋时期。“夏安居”以在各自寺院里的一餐大斋为开始，也结束于各自寺院里的一餐大斋。在寺院里，用钟和鼓来宣告每日时间表的时刻，而且寺院准确的钟声也实在有助于邻近的俗人。有些僧侣的确负起唤醒人们的责任，在每天早上打铁牌子或敲木鱼。在宋代，他们在首都里极其活跃，不只用他们的工具唤醒人们，并且报告气候是晴朗、阴晦或下雨，以及各个清晨朝会的类别。每一个报晓僧都有他们自己的地区，并且不时沿门向区内的商店和住家求乞斋粮。寺院的生活应该是安静的，但是在节庆和每月的初一、十五却非如此。这时寺院会打开大门让人们来烧香。在一些节庆的日子里，这些地方变成忙碌嘈杂的市集。僧侣也必须在一定的时间里携带些小礼品去拜访他们的施主，以募化施舍。这和报晓僧以服务换取的施舍有所不同。还有，认为僧侣在其他方面完全寄生的想法是不对的。对晚唐和宋初的禅僧来说尤其不对，他们遵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规定。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时期，当寺院富有的时候，僧侣会从事相当规模的放款或其他商业活动。中国有几种醵金制度似乎源自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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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和劳动时间>农人每年的时间表，无论对统治者来说，或对农人本身来说，都是一件主要的事情。为了这些最重要的生产者的方便，从古代起，政府就负担起制历的功能，历法等于是一个详细的工作时间表。此外，古代的统治者，照理想说，应该顺导调变四时的阴阳，以协助百姓。这个看法在汉代远比后来盛行；一直到清亡以前，仍然有领导农耕的仪式。例如，在立春前一天，地方官要执行一项仪式，鞭打一只为宣告农时已到而制的土牛。在春季里要选一天，皇帝带着他的朝臣行亲耕的仪式，为百姓做榜样。更实际的是，地方官要监督及劝导农民耕作。当然，最要紧的是按期限缴纳赋税，农民对这件事情不能够忽视。强迫服役和诉讼是不时干扰农人时间表的两件事。从汉朝到唐代中叶这一段期间的大部分，百姓必须负担相当重的力役和兵役。自古代以来，思想家们虽曾不断地警告，除了农闲季节之外，不可以征募农人服力役，但是不幸这个忠告常被忽视。在较近的帝制时代的中国，当兵有成为独立职业的倾向，力役也有折钱的倾向。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干扰的减少有助于粮食生产的增加，间接地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在帝制时代的中国，人人都知道诉讼花钱。对于在衙门习气和腐化贿赂之下很容易受折磨的农民来讲，这个说法尤其正确。例如，当公元2世纪汉代走向衰亡的时候，农民要想在城市里解决一件法律案件，是极其困难的事。除非他在清晨或傍晚短短的开庭时间内出庭，否则他就无法得到宣判；即使如此，如果他不行贿，他就无法见到法官。他常要在城市里停留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月，因此他的亲戚或邻居必须携带粮食和生活费用去送给他。据公元2世纪学者王符的估计，在汉代，这种情形浪费了每天三十万人的工作时间。虽然这可能是夸张，但无疑诉讼会严重地干扰到农人的时间表。后世曾经试图补救，但是极少成功。在宋代，有一条有趣的规定，在劳动季节里，农人不准打民事官司。这个规定称为“务限”，自二月一日起，至十月一日止。农人每天的时间表，是从日出到日落都在田里工作。仅有在中午他的家人给他送饭时才停歇，这是自古以来的习惯。依照地方习惯的不同，农人的妻子会或多或少地在田里共同工作。不过通常她是纺纱织布的人，如果有足够的灯油，她会一直工作到半夜。从事纺织的妇女共同使用灯火，也是一项自古以来的习俗。在实施共同耕作的地方，如宋、元时代的四川，用“耘鼓”和“田漏”来划分时间。宋代学者曾经吟咏这两种及其他的农具。在元代一本讨论农业的书里，我们读到：“薅田有鼓，自人蜀见之。始则集其来，既宋则节其作，既作则防其所以笑语而妨务也。其声促然清壮，缓急抑扬，而无律吕，朝暮曾不绝响。”显然薅鼓是一个管理及鼓励农耕的有效工具。不过，在中国其他共同耕作极少或没有共同耕作的地方，薅鼓并不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