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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可望剧照其次，大顺军余部没有固定的根据地，李自成在北京、西安相继失败之后，率领大顺军南撤，大顺军放弃了原本占领的所有地区，彻底退回到了原来的流动作战状态，而且因为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导致大顺军在与南明合作的同时没有争取到一块足够大、足够稳定的根据地供大顺军发展，所以军队只能被不断消耗而无法发展壮大。而大西军余部则不同，在孙可望等核心力量的领导下，大西军余部经贵州进入云南，并在云南修养生息数年，再出山时大西军兵强马壮，粮草充足，器械精良，战斗力比张献忠生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一切都拜云南这个大后方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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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7年形势图当然，仅仅有以上两个措施还不见得足够，还必须要有足够好的政策来配套。孙可望等人在云南三年多的时间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治理云南地方的成绩显著。第一，孙可望废除了大西国的国号，并提出了“共扶明后，恢复江山”的口号。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政见，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摒弃前嫌，放弃张献忠建立的政权国号，希望能够和明朝联合，这是需要一定的远见和勇气的，而这一切孙可望做到了。虽然放弃了国号，但是孙可望等人却并没有放弃云南的地方政权建设，从朝廷到地方官员一应俱全，各司其职，将云南打理得井井有条。第二，孙可望采取收取税赋的政策去取代之前对官绅、土司追饷的做法。虽然大西军余部人数庞大，养活这支军队需要大量的军饷，但是孙可望知道强迫没收官绅的财产只能解决一时之需，不是长久之计，只有采取适当的税赋政策才能取得云南上下人民的一致支持。此外，孙可望等人还铸造“兴朝通宝”，统一流通的货币促进了贸易的发展，经济也逐渐变得繁荣起来。第三，在军纪方面，孙可望等人一改过去大西军滥杀无辜、军纪败坏的作风，严肃军纪，禁止滥杀，军纪得到了明显地改善，以致“凡发兵征剿，所过大路，鸡犬不惊，百姓卖酒肉者路旁不断”；加强训练，“日夕操练，三、六、九大操”，训练出了一支三十余万的能征善战军队。第四，改善社会治安，应对心怀不轨的官绅和土司的破坏，对昆明等重点城市进行严格的出入限制，“若是之严，总贼畏土司之众多，恐有不测，深防若此”。在形势逐渐稳定之后，百姓的社会生活日趋政策，在大西军进入云南两年之后，云南出现了久违的升平景象，由此可见孙可望确实是一个治世能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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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国公府第五，注意处理云南的少数民族和宗教。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而且宗教繁多，一旦处理不慎就可能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孙可望利用黔国公府（俗称沐王府）在云南两百余年的威望，利用末代黔国公沐天波笼络少数民族，如此一来，这些少数民族的土司不但不再起兵造反，反而为大西军提供一部分兵源和粮饷，这无疑是一个双赢的局面。纵观大西军在云南的几项政策，不难发现张献忠麾下的孙可望具有不同寻常的治世之才，其余李定国、刘文秀等人又是优秀的军事将领，有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张献忠余部超过李自成余部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参考文献：《南明史》、《明季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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