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政治体制造就特殊参政路径。19世纪末，民主政治已成为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强大潮流，但颇为吊诡的是，那些并非因为传统而诞生的形式上的民主国家反而容易被一时之民意所左右，而那些已经建立完备宪政民主的国家反而对滔滔的民意具有免疫能力。与英、法等西方国家不一样的是，德国民主立宪是虚，君主专制是实，德国的政治体制对疏导和利用民众的政治能量和热情缺乏有效的手段和能力。德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可以看作是参政需求未能满足的一种替代品。在英国等民主国家中，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多多少少被其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所消耗，而在德国，人们的政治参与愿望只能落实在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批评上面，从上层的容克地主、伯爵到下层的仆人都要求更强硬的外交立场、占领更多的殖民地，对于外交中任何的“软弱”都越来越不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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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镜厅称帝，宣告近代德国的统一 第三，社会意识形态推动强硬民意。威廉二世统治后期，德国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进一步发展，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得更加紧密，表现为明显的极端化倾向的“爱国主义”。比如： 1891 年成立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泛德意志协会”主张所有德意志民族形成一个大的德意志国家，指出 1871 年德国的统一只是大德意志道路上的短暂停顿，同时也鼓吹以战争手段解决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问题。(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 除了这些极端主义者，以大学教授为代表的高知阶层也在极力鼓吹“爱国主义”。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爱国主义”作为一种鼓吹对外扩张的社会意识形态，已经并不仅仅是皇帝和政府引导的一股思潮，而是与民族主义紧密结合的，包括从政府到垄断集团、从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的一种全社会的意识形态。 人们对个人心理的关注由来已久，但对群体心理尤其是群体心理与个人心理互动作用的研究却远逊于对个体心理的研究。美国心理学大师戴维·迈尔斯认为：“有效的领导风格更强调‘我们’而非‘我’。”领导者往往代表群体同一性，是群体意识的代表和维护者。 事实上，群体也会影响他们的领导者。有时候，那些站在群众最前方的人已经察觉到了事态的走向。......明智的领导者通常与多数派站在一起，并且谨慎地施加自己的影响。([美]戴维 · 迈尔斯《社会心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