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前夕的德国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威廉二世政府与民意并非绝对的领导和服从的关系，而是复杂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 古斯塔夫·勒庞指出：“群体情感由于往往欠缺实践性，因此常常将希望当作主要的养分。它还受到神秘主义浸润，因此需要领袖并往往将其神化。”威廉二世固然常常冲动、缺乏节制，但社会氛围也促使他自我封闭，盲目行事。如果威廉二世没有被德国人的阿谀奉承捧得飘飘然，他或许可以展现更高的政治水平。数十年以来，报纸只让皇帝知道赞扬他的报道，皇帝对大使报告的评语也被转告驻外大使，以便他们可以发回更符合皇帝口味的报告。在国际环境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威廉二世成为德国公共舆论的引导者、代言人和追随者，是集体意志的体现，其言行代表了大众的意愿和情绪。 图3-12威廉二世与巴登大公、黑塞大公爵、梅克伦堡施瓦林公爵、巴伐利亚亲王等人视察战前军事演习，1909年 当个人身处群体中时，其心理与孤立状态时是绝不相同的。 集体心理几乎完全不受理性的影响，而由集体逻辑主导，这是一种仅仅为集体独有的逻辑形式。群体在智力水平上总表现得稍逊于个人，但在情感上却可能优于个人。......群体的情感不仅更加强烈，而且变化无常，能够急速从崇拜转为仇恨。(古斯塔夫·勒庞《心理学统治世界3——战争篇·理性操控》) 俾斯麦卸任后，新皇帝和新宰相在内政外交方面的碌碌无为使德国人逐渐认清了皇帝的真实水平，于是更加怀念俾斯麦，甚至神化他的政策和功绩来向现政府抗议。 俾斯麦在统一中所花费的巨大心血被简化为进行三次王朝战争的“决心”，而统一后在外交的建树又被简化为坚持一条“强硬路线”，其他无数的妥协、达到目标前的隐忍以及精细而又灵活的谋划则被通通忽略了。(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 一是“如果我们不设法成为铁锤，那么我们就将成为铁砧”； 第二句就是“重大的问题不是靠演说和表决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而是靠铁和血”； 第三句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德国人除了上帝以外，谁也不怕”。其中第三句的引用最能说明问题，因为当时大多数德国人只知道这一句内容，而不知道通常被裁减掉的下半句话：“正因为这种对上帝的敬畏，使我们珍爱并维护和平。”(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