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雷颐：理性面对日本( 二 ) 日本|面对|康有为|光绪皇帝|光

在这本书中，他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强调“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把定典章宪法作为变法的“总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在书后的“跋”中，他总结说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他斩钉截铁地断言：“我朝变法，但采于日本，一切已足。”
康氏的《日本变政考》对光绪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百日维新”中发布的许多上谕、变法的不少内容都来自此书。对于向西方学习未久的日本何能“兴之暴也”，朝野都有极大的兴趣，“以日为师”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如后来成为“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在奏议中就明确说道：“中华欲留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政俗、文字同，则学之易；舟车、饮食贱，则费无多。”重臣张之洞在以“中体西用”而大为著名的《劝学篇》中的一段论述则更有影响：“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所以“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当然，官方的大力提倡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所谓“同文”，不仅指文字相同，主要意味着有大致相同的文化、思想和社会特征，尤其是对儒学价值的推崇。因此，时人多认为日本已成功地将西方的“用”移植到了儒家的“体”之上，对中国解决令人困惑不已的“体”“用”具有启示意义，所以效仿日本其实便是中体西用、富国强兵的捷径。使朝廷更为放心的，是日本天皇仍处于“万世一系”“神圣尊严”的地位，因而朝廷也积极推动“游东”事业。细细想来，能迅速克制因惨败敌手的奇耻大辱和割地赔款产生的满腔愤怒，颇为理性地承认应向不共戴天的仇敌学习，于朝于野，至属不易。
在中国被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忾之时，主张学习日本者同样热血沸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之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他们之所以有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的勇气，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说：“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提倡的爱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