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如果没有大量具有奉献精神的翻译者，“思想革命”是无法发生的，但大多数译者却始终默默无闻，被历史淹没。正是这些译著从根本上重新塑造了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促使“思想革命”的发生。他进一步写道：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孙中山等“都在思想革命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他们的角色到底只是边缘性的，是在中国以外活动的，他们仅能以有限的讯息影响有限的听众，没有参加中国本土新思想的制度化活动。思想革命的真正英雄是千千万万不知名的人们，他们默默地、一步一步地工作……这些新知识的载体及使之制度化者，在世界舞台上担当一角，把中国从中国中心的背景下移到世界历史的主要舞台上。”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
任达认为，晚清新政的实质就是“体制革命”，而在这一阶段，“思想革命”与“体制革命”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两者互相依赖又互相支持。与“思想革命”相同，“体制革命”也主要是模仿、学习、移植日本的体制，从改革的蓝图设计，顾问的聘请到具体的指导和运作方式，都是“以日为师”。
1898年，张之洞派姚锡光率团赴日考察教育，姚氏回国后发表《东瀛学校举概》，对日本的教育状况和体制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之后，赴日考察教育的公、私团体和个人便络绎不绝，对日本教育的介绍更为详尽。从“胎内教育”一直到“大学堂教育”，一无遗漏。日本这些学校虽是教授“新学”、实行“新制”的“新式学堂”，但又无一不注重儒学，标明“德育为经，智育为纬”，要坚持“先圣先儒之大道”，强调忠君爱国、仁、义、忠、孝等儒学伦理道德观。这一点给清政府和士绅以深刻的印象，“独特的日本学校教育，即以儒家道德为本的修身教育与近代诸学科结合起来，已成为中国的理想楷模”，“如果没有日本的文化改良，中国要迅速、平静、彻底地完成教育体系的全面重新构建，那简直是不可想像的。”1904年1月，清廷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实际是对日本教育模式的全面模仿就不足为怪了。
进一步说，晚清新政时的军事、警务、狱政和司法制度、体系的改革和创新几乎都是以日本为蓝本，并且是在日本顾问的具体帮助下创立的。此时制定的几部重要法律，如刑法、民法、商法也是在几位日本法学家非常具体的指导下完成的。在清朝灭亡之后，这些制度和法律的主要部分实际都被承继。这些都可说是中国的作为制度的现代化的开端和奠基，对后来的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
简言之，“不妨以强敌为师资”就是怎样对待敌国、也是怎样爱国的理性态度。
【 维新|雷颐：理性面对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