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雷颐：理性面对日本( 四 ) 日本|面对|康有为|光绪皇帝|光

大量负笈东渡的留学生，便是这种意义非凡的“新载体”。据不完全统计，从1898到1911年这十余年间，至少有2.5万名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如此多的学生留学一国，尚属空前，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导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移动潮”。这些学生的专业从理工农医到文史哲政经法商，学习教育和军事的更不在少数。虽然他们每人在异国他乡的经历和体验各不相同，回国后的遭际和成就也有很大差别，但正是他们自觉不自觉的共同努力，在方方面面都为寻求现代化的“新中国”做了开拓性工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因为他们既是新思想的载体，又是新思想的实践者；他们不仅是各种新知识的引介者，而且是许多新制度的创建者。
在新观念的引进中，由于“同文”，使译自日文的书籍突然后来居上，迅速超过西文书籍。梁启超到日本不久，即写下“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作为《清议报》的社论，力论应向日本学习，从中可见当时知识界心态之一斑。他写道：“既旅日本数月，肆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於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我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夫日本于最新最精之学，虽无不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一年后他更回忆说在日年来的经历使他“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细查这几年梁启超等人的论文，的确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对“西学”的了解突飞猛进，而且所使用的重要术语从原来基本上都是中国术语转为几乎全用日本术语。从1900年后，“新知识”的翻译工作几乎就集中在日本。
与人们长期以来仅仅注重少数几本声震一时的“名译”不同，任达认为对中国思想及社会最具渗透力和持久影响的，莫过于教科书。由于教科书不被人重视，往往是“用了就扔”，新版不断取代旧版，连图书馆都很少收藏，所以很难作精确研究。就目前搜集情况来看，当时差不多每一种日本中级教科书都被译成了中文，甚至一些教员的讲义也被翻译。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几乎已被人遗忘的范迪吉，他译编的《编译普通教育百科全书》不但发行广，而且质量也较高。“全书”包括了“知识”的各个领域，共分8大类：宗教和哲学6种，文学1种，教育5种，政治法律18种，自然科学28种，实业（包括农业、商业和工业）22种，其他两种。“全书”使用的是标准的日本术语，对中国各类学科术语的规范化起了重要作用。几乎同时，各类“百科全书”的译本又出现不少，并多由李鸿章、张之洞、黄遵宪、张骞等名人作序，以表重视。这“反映了对中国传统以外的综合性知识，骤然有强烈的需求。然而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著作，现在已经化为乌有，即使图书馆也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