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中国士绅消亡史：千年皇权不下县，乡村自治靠士绅( 三 ) 自治|消亡|中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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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政治上，无限集中的皇权风险便是暴君出现的可能性暴增，但是中国的暴君被世代铭记，几千年来也就是那么几个，庸才反而多于暴君，大部分皇帝还算过得去。这是因为有两道防线，一是受黄老思想的无为而治影响，注重休养生息，二就是士绅在皇权下县中提供的缓冲，也就是费孝通提到了“自下而上”的轨道。虽然士绅没有直接拒绝皇权的能力，但是介于与县级官员之间的互相需要，可以拜会官员，对中央指令进行协商，再层层上报。运转良好的朝廷体制，自然也会对于实际执行的指令进行权衡和修正，这样便形成了一种权力平衡。而士绅们对于本地秩序的维护，虽然有“野蛮自治”的可能性，但客观上在古代刑侦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维护了地方治安，稳定了乡村社会的稳定。我们现在说到士绅，说到地方精英，往往都带着反感的情绪，但是在历史的大环境下，中国士绅阶层的崛起，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乡村社会的利益，同时也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士绅的消亡士绅权力的存在，是在“无为”的前提下的，试想如果在追求“效率”的时代，那么士绅阶层还有有这种权力滋生的空间吗？作为士绅而言，其最重要的根本在于本地的权威，如果士绅单纯作为官僚的帮凶，那么便不会存在于历史的时间这么久。士绅是一个缓冲，同时也是一个“跷跷板”，他们在朝廷的行政命令和民众的利益之间来回加码，来维持一定程度的平衡。在赋税问题上，一般都采用“官督绅办”的模式，鉴于时常出现的官员层层增收的行为，是什们通常都会选择尽量减轻民众的负担，灵活处理税额分配的问题。只有维持住乡民的底线，士绅才能在乡土社会中保持自己的权威，进而能维持自己的地位。但是，当讲究“效率”的时代到来时，一切就会发生变化。到了清后期，列强入侵带来的巨额战争赔款，给清政府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前后与外来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高达30多个，条约内容除了割地、开放通商口岸，最主要的就是赔款。其中赔款最多的便是《辛丑条约》，赔款高达4.5亿两，当时清政府最高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就是3000万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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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钱就只能加税，这种自上而下的高压增税，让士绅们的地位岌岌可危。前文说了，士绅是没有胆子真正对朝廷说“不”的，一旦讲究效率的时代到来，士绅们便再也没有跟朝廷讨价还价的资本，无法在乡民中体现价值，一部分士绅们自觉无趣，选择隐退；还有部分干脆沦为朝廷的帮凶，不但不帮民众在税收上进行斡旋，还玩起了层层增收的套路，进一步对乡民们进行压榨。大量劣绅的出现，让曾经起到重要作用的士绅阶层走向了衰亡。19世纪末，随着洋务运动开启和西方思想的传播，清政府对科举考试进行改革，废除传统的八股改为策论，1905年随着新政开启，科举被废除，自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走到了尽头。而在科举制度上滋生的士绅阶层，由于土壤的丧失，赖以生存作为文化壁垒的儒家文化沉沦，来源被强制中断。传统的儒家治人变为学识与科学教育，而科学教育的用武之地则在城市，新政开始后的知识分子们走向了城市，没有了再回乡村的理由。士绅随着科举一起走进了历史的坟墓，确切的说士绅能够走上历史舞台，是因为皇权集中下对乡村社会的治理需求，对地方性知识的解释权，对地方的话语权。传统的科举的陨落，虽然依然是在封建王朝时期，实际上皇权也开始走向灭亡，士绅们不过是陪葬品罢了。结语在我们所接触的历史故事、影视作品中，地主、士绅、乡绅们这些人，往往都是反面角色，他们剥削乡民，不事生产，贪婪而又自私。我们看待这类群体都是带着现代社会的高度，孤立而又片面的。其实无论是地主还是士绅，都是封建皇权的副产物，历史上反抗他们，我们厌恶他们，是因为他们近在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