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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能在以变态难度著称的制举考试中及第，却不能入馆，只能归结于运气太差而一旦入了馆阁，不但意味着进入了升官发财的快车道，而且立马就能被视作社会名流、文坛中坚，于是身价百倍不说，整个人的精神气质都不一样了。素有神童之名的杨亿在未入馆阁之前，曾因为没有资格参加太宗皇帝举办的赏花宴而自怨自艾的作诗曰“蓬莱咫尺无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将馆阁官比作仙人，自己则是凡夫。而当他终于入了馆阁以后，马上就变成了另一副嘴脸：“杨文公亿初入馆时年甚少。故事，初授馆职必以启事谢先达，时公启事有曰：‘朝无绛灌，不妨贾谊之少年；坐有邹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时称之。”（《却扫编·卷上》宋·徐度）曾经的“凡夫”转眼间就敢在前辈先达面前自比贾谊、司马相如，可见能够有幸身入馆阁给他的心理带来的巨大变化。类似的例子还有刘敞在《和张景纯初置馆中》一诗中调侃好友在入馆前“颇如丧家狗，累累敞精神”，入馆后则“慷慨气益遒，咏歌思逾新”，几乎跟杨亿一副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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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朝，入馆绝对能把读书人乐成表情包进了馆阁固然是好事，可是何以使得他们失态到如此有失体面？前边说过馆阁官不但清贵而且容易升官，这只是表面上的好处。对于那些在仕途、学术上有上进心的官员，尤其是年轻人来说，馆阁的好处可不止这些——比如这里是大宋朝最好的人才培训中心，再比如这里还是结交政治盟友、铺平未来仕途最好的所在。在活字印刷术尚未完善和普及的宋朝，书籍仍是昂贵且稀缺的资源，更别提那些孤本善本以及传世书画等珍品。但在作为皇家图书馆的馆阁，这些东西从来不是什么稀罕玩意，甚至被欧阳修称之为“书林”。宋仁宗皇佑五年（公元1053年），终生未得入馆的梅尧臣受友人之邀观赏三馆书画，老梅当时的表现跟刘姥姥进大观园时几乎没什么两样：“五月秘府始暴书，一日江君来约予。世间难有古画笔，可往共观临石渠。我时跨马冒热去，开厨发匣鸣钥鱼。羲献墨迹十一卷，水玉作轴光疏疏。最奇小楷乐毅论，永和题尾付官奴。又看四本绝品画，戴嵩吴牛望青芜。李成寒林树半枯，黄荃工妙白兔图。……”（《二十四日江邻几邀观三馆书画录其所见》）也算是见多识广的老梅一入馆阁就激动得语无伦次，就是因为入馆读书以及钻研其中珍贵藏品几乎是所有文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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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阁对于文人的诱惑和刺激之大，堪比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对于馆阁的教育功能，苏轼深有体会：“国家取士之门至多，而制举号为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册府处其最高。”（《苏轼集·卷七十·启四十三首》）同时馆阁还承担着思想文化交流的功用，成为经学讨论和传播最重要的场所之一，“顷在三馆，所从者多得海内之耆英，而朝夕与之周旋，盖亦忘寝与食。广求博取，以究心于讲学之益，不知年数之不足也。”（《拙斋文集·卷八》宋·林之奇）而这样思想上的交流，又促成了不同政治、学术理念的形成与分野。最后通常是庞杂的大集会被更为纯粹的“雅集”所取代，这些年轻的官员、文人们往往在无意间便区分开不同的政治道路和学术观点。而不论贤愚、多寡，在馆阁这个开放包容的地方，他们总是不乏盟友和同行者。正如曾巩所云：“盖朝廷常引天下文学之士聚之馆阁，所以长养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于外者，则其僚必相告语，择都城之中广宇丰堂、游观之胜，约日皆会，饮酒赋诗，以叙去处之情，而致绸缪之意。历世浸久，以为故常。其从容道义之乐，盖他司所无……所以见士君子之风流习尚，笃于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元丰类稿·卷十三·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喜欢的小朋友一定要多多说说自己的意见，我们一起来讨论，分享自己的观点，说的不对的也要指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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