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为什么历史上高明的管理者都采用了人治，而不是法治管理者|历史|慕容垂|采用|法治

深受西方民主法治理念影响的我们，在被问到“是法治好还是人治好”的时候，总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法治。
但我们似乎从来都没有问过为什么。为什么法治就一定优于人治？为什么我们一提到人治，所回想起来的似乎就只有缺点？人治难道没有什么优点吗？如果人治真的“一无是处”的话，为什么我们的历史上有那么多的盛世、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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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人治，还是选法治？如今，我们认为法治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我们现在觉得，不管是国家政治还是个人言行，都应该在一个基本框架中运行，这个框架当然就是法治，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法治社会”。在法治社会的理想状态中，社会上有多元、平等的利益集团或政治权力，他们相互制约、相互控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张无形的“网”，以一种多元化的方式控制着社会权力。而与法治相对的，就是人治，这又叫做“贤人政治”，它与法治最大的区别，便是它更依赖于执政者个人的品德、能力来治理国家。当然，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多采用的治理方式。尽管先秦时期的法家强调法律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权威地位，商鞅也曾推行严刑峻法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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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从暴秦二世而亡、自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我国长期以来提倡的就是人治，儒家的人治学说也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统治者长期以来奉为正统的思想。这种人治的特征，就是权力一元化，整个社会等级层次严格而分明，缺乏横向的权力制约。在人治社会中，社会的治理水平几乎完全依靠执政者的才干、道德等自身能力。假如统治者自身的能力非常强，又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平，那自然就能一手缔造出盛世，此时社会治理水平甚至有可能优于法治社会的。而且，人治还具有一些法治不具有的优势，例如因人而异的管理方式及更高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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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中的人治理念在我们漫长的历史中，我们一直坚持实践着人治的理念，当然也从中总结出了许多关于人治的要点和优势，回看历史，也许我们就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重新思考法治和人治之间的关系。《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本多卷本编年体史书，书中总结了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虽然封建统治已经被推翻很久，但历史得失还是能帮助为我们的现在进行一些借鉴。在《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要是翻译成白话文，大概就是说后燕有一个“冠军”将军——宜都王慕容凤，他英勇无比，前后参与的战斗有257次，而且每次战斗时都奋不顾身，积累战功无数。但后燕武成帝慕容垂却跟慕容凤说“现在大业刚成，你首先应当自爱”，并让慕容凤去做车骑将军慕容德的副手，来消磨他的锐气。应该来说，慕容垂是我们古代所推崇的“人治”中的“贤明君主”，他13岁随父征战，文武兼备、勇猛多谋，他建立后燕，一生未尝败仗，是十六国第一战神。但很明显，他同样采用的是人治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