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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暴露了雅典制度的软肋在汹涌的疫情之下，社会也开始失去控制，民众的富裕和活泼原本是雅典优于斯巴达的最大优点，但看到瘟疫的惨状，雅典公民们自觉生机渺茫，于是开始大把挥霍金钱，参与大型宴会，醉生梦死，整个国家迅速走向堕落腐化。就在此时，雅典城内的主和派开始发难，称瘟疫的流行是因为伯里克利等主战派触怒了神明，从而引来了“神罚”。这种说法本来不过是政客为了打击对手的惯有说辞，但在大战和瘟疫同时临头的关键时刻，雅典军队的士气因此遭遇了沉重的打击。更不巧的是，恰在此时，伯里克利也染疫死去，主战派顿时群龙无首，主和派趁机掌权，最终屈辱发输掉了对斯巴达的战争。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这场致命的瘟疫没有在斯巴达流行，但不可否认的是，斯巴达那种高度军事化的国家体制，显然比雅典的民主制度在面对瘟疫时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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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面前，斯巴达这种严格、整肃的体制显然更扛得住。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不仅输给了斯巴达，也输给了瘟疫，这一教训在人类历史上是尤为深刻的，它在提醒人们，任何一项制度的好坏，其实都不能脱离其所处的情态进行讨论。像雅典的民主制度，在“承平之时”显然比斯巴达显现出更多活力、也让人更为幸福，即便在战争中，也有信心通过其雄厚的综合实力与斯巴达抗衡，但当一场瘟疫袭来，雅典的民主制显然将其最无能而低效的一面暴露给了世人。瘟疫是雅典的不幸，但也更是它的试金石。由于雅典的失败，西方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们在其后的两千年中对其奉行的古典民主制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反思、批判甚至扬弃。今天，在各国政府运作中，我们都能看到灾难时刻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的选项，这其实正是这种反思的成果——没有任何一种体制是十全十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的政治文明史就是不断遭受挫折又不断前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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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类从古希腊那里继承了很多东西，包括这根原本属于古希腊医神的蛇棒，它现在是世卫组织的标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采访人员 王昱）喜欢的小朋友一定要多多说说自己的意见，我们一起来讨论，分享自己的观点，说的不对的也要指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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